《海事国际私法（冲突法篇）》在研究海事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海事关系的法律冲突法。作者在探讨海事法律冲突的同时，将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与海事法律冲突的特性结合起来，探寻海事关系的法律冲突法。此外，通过问题与思考、推荐案例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相关试题等板块，将海事国际私法理论与海事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帮助读者进一步消化理解海事冲突法的内涵。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海事冲突法对于构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和谐经济秩序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运输资源。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业的不断发展，海事领域的法律冲突不断发生，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问题。而适用何国（地区）的法律，需要遵循一定的冲突法规则。国际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特殊性使得涉外海事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使其对于海事冲突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的商务英语专业及相关专业开设的国际商法课程，具有内容新颖，实用性、比较性、针对性强等特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商事组织法；第三章商事代理法；第四章国际商事合同法；第五章国际货物买卖法；第六章国际产品责任法；第七章国际票据法；第八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第九章国际商事仲裁。

《石油投资与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主要分析了现有多边经济体制如何适用于石油生产国控制石油投资准入和出口价格的行为以及石油消费国实施的各类反控制行为，阐述了其中存在的局限性，并指出相关国际治理制度之间进行全面协调的必要性。

《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研究》就是专门探讨建构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一本专著。在对国际服务贸易与保障措施制度进行历史回顾与理论界定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及其安全保障问题；并展开对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建构，包括其实体要件与程序要件以及紧急保障措施在不同服务提供模式下的适用；最后就建构我国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保障措施制度与反倾销、反补贴制度一起被称为贸易救济的三大制度，简称“两反一保”制度。传统意义上，保障措施制度只是适用于货物贸易领域，但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将保障措施制度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海事法》从海事法的基本理论出发，以我国《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国际海事条约、国际惯例、民间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各项海事法律制度，包括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残骸清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同海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索赔责任限制，以及与这些法律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海事调查与处理制度。作者充分考虑到海事法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引用了大量中外典型海事案例，以及相关的国内法律、国际规则与国外法律，对重要条文作了透彻分析，并且结合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

信托法律冲突主要表现在信托的有效性、当事人的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信托管理等三个方面。信托法律冲突主要是两大法系之间的冲突，既有法律规定不同的冲突，还有在法律条文背后的理论冲突；既有“积极的冲突”，又有“消极的冲突”。信托法律冲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信托设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与一国的公共秩序，尤其是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作为信托发源地的英国，其法律适用规则以1987年的《信托承认法》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法律适用规则分散在法院的判例之中，而且要区分生前信托和遗嘱信托、动产信托和不动产信托、信托的有效性事项和信托的管理事项等等，法律适用规则显得纷繁复杂。后一阶段，法律适用规则开始走向成文化，法律适用规则趋于简单化，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同为英美法系并为信托制度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有关信托法律适用的法律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这种发展变化可以从1934年《美国冲突法重述》和1971年《美国冲突法重述》的对比中得到印证。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托设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被扩大了；（2）最密切联系原则开始作为信托法律适用中的一般性原则；（3）以固定连结点为标志的法律选择方法使用情形减少了。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在信托法律适用上，主要重视两方面的法律关系，即信托契约的法律适用和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这一法律地位的法律适用。前者与一般的契约法律适用规则没有多大的区别，后者依物之所在地法。物之所在地法决定信托财产权转移的形式有效性、先决条件、有因性以及信托受托人的权限等事项。信托自体法是信托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法律”时，应以信托文件为依据，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信托设立人和受托人的有关情况作出推定。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时，不仅应考虑信托文件的格式、签字地和交付地，信托财产所在地，信托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住所地等因素，而且应对这些因素作质的分析，权衡这些因素在具体案件中的重要性。不动产所在地法对不动产信托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动产遗嘱信托和不动产生前信托都依不动产所在地法。除信托文件的补充解释外，几乎不动产信托的所有事项都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对于动产信托的有效性问题，应区分信托文件的有效性和信托财产转移的有效性分别决定准据法。动产信托管理事项应首先适用当事人所指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指定法律时，应适用与信托管理有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在考察与信托管理有最密切联系地时，当事人所指定的信托管理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信托文件的补充解释，不论是不动产信托还是动产信托，首先应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时，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推定当事人的选择，以便对信托文件的解释尽可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推定当事人的选择时，应重视信托设立人的住所地这一因素。在信托法律适用中，会涉及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问题，包括反永久性规则、继承法中对特殊人员的保护、信托目的的合法性以及防止挥霍信托条款的效力等。防止挥霍信托、公益信托和公司债信托由于其信托目的特殊性，在探讨信托的法律适用时，应作特别的研究。有关信托法律适用的《海牙公约》，与其他法律适用公约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1）适用范围的明确化和法律适用的灵活性；（2）软性法律选择规则的广泛采用；（3）注重实体法考虑。作为信托法律适用国际统一化的第一次尝试，《海牙公约》填补了信托法律适用国际立法方面的空白，并为许多没有信托法律制度的国家提供了一套法律适用规则以及定性识别的依据，促进了信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海牙公约》采用了冲突法革命以来的许多新的观点和原则，对国际私法的立法实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海牙公约》中有些规定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传统有冲突，我国不宜加入《海牙公约》，但应该将《海牙公约》中合理的信托法律适用规则吸收进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来，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则时，鉴于信托这一制度的独特性，应坚持信托法律适用立法的独立性原则，宜在信托实体法中规定。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应允许对信托事项进行分割，分别确定准据法；在信托文件的解释上，应以信托文件指定的法律进行解释；如果信托文件没有指定法律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推定当事人意图选择的法律，一般应推定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信托管理地法律，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该准据法的解释与信托文件签署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在信托自体法规则完善上，在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被不适当地扩大。对于不动产信托，在信托文件没有指定法律时，应考虑不动产所在地法。对于公益信托的公益性的判断标准，宜采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即公益信托的公益性必须同时符合法院地法和信托管理地法，而对于公益信托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以及“类似原则”的适用问题，均依信托管理地法。在信托冲突规范的适用过程中，应考虑信托的实体法价值，尤其是尽量使信托有效原则及法院地强行法和直接适用法适用。

在这部深思熟虑、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著作中，帕德罗马丁内兹弗拉加汲取了他多年以来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包括但显然不限于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一名非常成功的诉讼律师和学者的丰富经验。马丁内兹一弗拉加敦促其他人首次关注美国在审前证据开示（discovery）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论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世界范围内构建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综合性方法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法》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及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也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持的“货币跨国流通中的若干重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法》就目前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国际经济法的若干热点与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对科学的构建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重要实践问题提供帮助与指导。

1970年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首次提到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引起巨大的争论，并影响了国际法院对后来一些案件的判决。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提出了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概念。《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试图阐明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内涵、外延及意义，就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国际义务的层次性划分中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所处的层次，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其与相关的概念如“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以及曾经提出但后来未被采纳的“国家的国际罪行”概念之间的关系，违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法律后果以及其对国家主权、国际法效力根据和国际法体系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外交保护的理念出现于1758年艾米尔·德·法泰尔的经典《国际法》教科书中。在这本教科书中，法泰尔指出“谁虐待一个公民也就问接地伤害了他的国家，而后者必须保护该公民。他进一步提到，基于主权者之间的平等，每一主权者都要尊重其他主权者对自己领土的管辖权，不能随意介入本国国民在外国领土上的诉讼，为国民提供保护，除非后者在诉讼中无法得到公正的判决或得到根本就是不公正的判决，或诉讼中程序规则得不到遵守，或外国人在该国领土上遭受歧视。这个理论的逻辑是清晰而令人信服的，但是在外交保护的早期实践中，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体系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国际法准则在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中两种不同做法间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