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公为总论、分论和附录三大部分。总论部分对国际环境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翔实的分析论述；分论部分则对保护环境自然环境要素的国际环境法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本案涉及的是有关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节案的争端，即所谓“超级301条款”。由欧共体发起，另有多个成员做为第三方参与。本书为WTO专家组报告的全文翻译。原汁原味地反映了本案全部细节。

本书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

由于工作变动和在上海筹备、操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的等原因，《评论》的第2卷拖至今日才得以问世，实是愧对期待着的读者和热心的投稿者。同第1卷一样，第2卷收录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鉴于环境法学的应用性较强的特点，第2卷增设了—个新的栏目“应用成果编”，专门用来发表环境法学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下面对本卷内容作一个简要介绍。国际环境法编收录了8篇文章。汉斯·布利克斯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历史”一文，被置于本卷之首。个中原因，首推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在于我与作者在联合国总部的巧遇。大家知道，《斯德哥尔摩宣言》是国际环境法的历史上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正如布利克斯先生所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的意图是给各国政府、组织和公众敲响警钟，它可能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留下的最引人瞩目的部分”。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布利克斯先生担任《宣言》的起草协调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性文件的诞生的全过程。他在文章中回忆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形成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谈判背景。例如，发展中国家当时对于环境保护要求的疑虑；苏联和东盟国家的担心和抵制；《宣言》中如何写入了毛泽东主席的几句名言；南方和北方所关心的侧重点的不同；以及核武器问题在当时如何妨碍了中国的签署等。这些回忆，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布利克斯先生2003年4月16日有意将此文带到联合国总部第八会议室，借听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代表的汇报时予以散发。我有幸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在汇报会上汇报了上海交大筹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的情况。会议上我的座位，正好与布利克斯先生为邻。他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席间，我们谈到对利用核能的看法，他认为和平利用核能应当受到鼓励。他祝愿上海交大成功操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成立典礼和首届学术年会，并亲手交给我这篇文章。当时的布利克斯先生刚从伊拉克回来不久，刚刚完成了世人瞩目的艰难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他是以联合国总部法律事务部高级法律官员的身份出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汇报会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海洋环境”一文，出自当代著名国际环境法学家阿兰·波尔先生。我很早就接触到他的著作。他的名著《国际法与环境》是我编写的教科书《国际环境法》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在2003年4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筹备会议上，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院的代表。他当时是爱丁堡大学法学院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会议期间我们有多次交谈，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我在会上邀请他给《评论》第2卷投稿。他欣然答应。有意思的是，他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海洋环境”一文以《斯德哥尔摩宣言》的有关内容开头，正好同前面布利克斯先生的文章衔接上。他的这篇文章，务实、严谨、具有很强的法学辨析风格。日益突出的国际环境问题对不同条约体系中的争端解决程序法提出了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波尔教授首先分析了WTO的法律规定尤其是GATT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间的关系，然后结合海洋环境争端的解决，分析论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WTO争端解决谅解》在争端管辖权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他指出两套平行的争端解决程序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并建议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以协议的单一法庭代之。“可持续发展三角形：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和发展”一文，出自美国休斯敦大学法学院的萨佛德·盖尼斯教授。盖尼斯教授曾在美国贸易代表署工作。他也是出席2003年4月份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筹备会议的代表。在会上，我们交谈甚欢，他送给我一些他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我选择了这一篇。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当代国际环境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盖尼斯教授的文章中，他批评从“贸易——环境”、“环境——发展”两对矛盾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片面性，提出以“贸易——环境”、“环境——发展”和“发展——贸易”为三条边的三角形模型来看到可持续发展问题，颇有新意。“在区域政府间治理中加强可持续发展：‘东盟方式’的经验和教训”一文，出自国立新加坡大学法学院的许庆玲教授和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的尼古拉·罗宾逊教授。罗、许二教授分别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的主席和东南亚区域副主席。我同他们在环境法的国际交流方面共事多年。他们曾应我的邀请访问武汉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2003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标志着我们之间的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国高度重视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新加坡在东盟国家的环境与发展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文将东盟国家的合作方式总结为“东盟方式”，其特点是：一、不干涉国内事务；二、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规划和协作；三、更注重通过非司法途径如协商来解决争端。文章评述了基于“东盟方式”的东盟国家区域环境治理的国际框架的运作情况，对我们认识东盟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机制颇有帮助。菲利普·桑兹教授是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国际环境法学家。对他，我在《评论》第一卷的前言中有些介绍。他的名著《国际环境法原理》是我编著的《国际环境法》教科书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文献。他欣然将（国际环境法原理》（第2版）的第21章（外国投资）奉献给《评论》第2卷，我感到十分高兴。随着各国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和国内环境政策与环境法的发展，“环境征收”的问题已经提上了国际法的议程。在“外国投资”这一章里，菲利普·桑兹总结了迄今为止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判例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为人们探讨“环境征收”问题提供了一份新的重要的文献。"WTO框架下的‘环境例外’措施及其运用规则”出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别涛博士。别涛博士长期工作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法律部门，是一位环境执法和环境行政复议方面的专家。正确的理解和解释WTO规则中的“环境例外”条款，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别涛博士的文章对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与“环境例外”措施的关系、环境例外措施基本内容、环境例外措施的运用规则和中国有关环境例外措施的实践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文章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WTO框架下的“环境例外”颇具指导意义。“生物安全与环境法的新课题”一文，出自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韩国国际法商大学国际法研究生吕炳斌。文章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做了全面的评述。“全球环境法学界的盛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综述”出自我和上海交大姬兆亮老师。文章对2003年11月在上海隆重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做了全面的介绍。此文曾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比较环境法编共收录14篇文章。其中“环境立法的若干问题”、“从法律实施看立法方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立法方法的探讨”、“论环境资源法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三篇文章构成一组，都是关于环境立法的文章。本卷收录这组文章的目的是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提供一些中外学术见解和参考资料。“环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出自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先生。王玉庆先生多年来分管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工作，为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十分关心，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环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从法的执行的角度考察和总结了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法律实施看立法方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立法方法的探讨”一文，出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翟勇先生。翟勇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国家的环境立法工作，亲自参与了多部环境法律的起草，具有环境立法工作的丰富经验。文章基于作者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执法检查实践，从该法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我国环境法律的立法方法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作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提出并论述了“法律规范统一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环境立法的立法方法问题，为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贡献了一份重要的文献。　“论环境资源法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一文，出自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赵绘宇。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赵绘宇很好地完成了这篇作文。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什么是新型工业化？它同环境法有什么关系？环境法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这篇文章比较好的回答了这些问题。“影响评价法的变革和创新”、“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制定与意义”、“以环境法确保环境增益：澳大利亚可持续合同与绿色抵消”三篇文章构成另一组，都是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文章。它们的发表，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完善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变革和创新”一文，出自武汉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徐正祥，是他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徐正样读硕士学位期间，曾同我一起参加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起草工作，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做过很多研究。作者就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法律的性质和立法目的、评价程序、公众参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制定和意义”一文，出自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法律系北川秀树副教授。北川教授是龙谷大学法律系的“中国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课题组成员。为研究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曾多次来我国做调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影响评价法》。“以环境法确保环境增益：澳大利亚可持续合同与绿色抵消”一文，出自澳大利亚国国际自愿者，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孟哲思。这篇文章介绍澳大利亚新近出现的两种发展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措施——可持续合同和绿色抵消，颇有新意。“法官在裁判环境与发展案件时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文，出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高等法院资深法官鲍尔·斯特恩。斯特恩法官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法官，也是一位著名的环境法学者。记得在1997年至2000年间，当我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本·布尔教授负责执行中澳机构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法：教育、研究与培训”时，我们曾带领中澳学生多次造访他的法院并听取他关于环境与土地专门法庭的讲课。2002年8月，当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与法官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他时向他约稿，他欣然应允并随后寄来此稿。斯特恩法官出席了2003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澳大利亚的法律在世界上首次规定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特恩法官从法官的角度，阐述了对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的认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司法部门的挑战等问题。“对自然的态度：一个变化中的全球伦理？一位南非环境法学者的思考”一文，出自南非开普敦大学法学院彦·格拉扎斯基教授。2003年1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南非是一个政治上刚摆脱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他的这篇文章以南非的国情和法律为依据，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通过特定时期制定的、作为对全球环境状况和特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价值形态的反应的法律和规范而得到反映。他对法律制度能否接受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表示怀疑。“自然不必做主体”一文，出自山东师范大学刘国涛副教授。刘国涛副教授对“自然”能否成为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有过缜密的思考。他的结论是：“在应然法的层面上讨论‘自然’的法律地位，例如将‘自然’作为环境法的主体是可以的，也有重要的启发、促进意义；但是，将‘自然’作为法律主体落实到实然法中，却是不必要的”。“环境保护VS、私人产权：冲突与争斗——以美国北方斑点猫头鹰争端为例”一文，由郑州大学法学院陈冬博士投稿。公共保护地的公益同保护地所在地的业主的私益之间的矛盾，是各国的保护地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陈冬博士的文章通过对“甜蜜家庭案”的介绍，揭示美国的《濒危物种法》关于保护物种栖息地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与伐木业主的私人产权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融合民权和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规制中寻找环境正义的空间”一文，出自美国沃蒙特法学院环境中心杨泽明教授。杨教授与2003年11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他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同该校环境法学者李挚萍副教授有良好合作，本文的原文载于《哈佛环境法评论》第26卷，2002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美国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所依据的不同理论范式，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提出应将其协调起来。“在水分配和管理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和其他公共价值”一文，出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自然资源法中心的戴维·盖奇斯教授和萨拉·冯·魏特玲教授。盖奇斯教授是美国关于水资源法的著名教授。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的水法；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南非和中国（参考我提交会议的论文）的水法及实践；第三部分对美、澳、南非和中国的水法实践做了比较研究。这是一篇很好的关于水法的比较环境法文献。“公害防止协定与环境行政合同的比较研究”一文，出自武汉大学环境法硕士生张慧勇。文章针对一些国内学者对日本公害防止协定的做法的推崇，对日本公害防止协定和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做了仔细地辨析，发现两者在性质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作者阐述了催生日本公害防止协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提出了它对加强我国的环境行政制度的启示。“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论要”一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王立副教授。对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的研究是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薄弱之处。王立副教授的这篇文章唤起我国环境法学界对这个领域的重视，很有意义。读过我的《美国环境法概论》一书的人可能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人兴起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推动政府加强环境法制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努力从本国历史中寻找现代环境法的思想渊源。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尚且如此，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博大精深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难道不是更应该对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予以重视吗？感谢王立副教授的这项研究成果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环境法与相关学科编收录了1篇论文。　“全球伦理规范、地球宪章与环境法”一文，出自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系奈杰尔·达沃尔教授。达沃尔教授虽是哲学教授却兼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环境伦理工作组负责人。他参与了《地球宪章》的起草。伦理学同环境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伦理规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全球环境伦理等问题。应用成果编收录了一组向武汉市政府提出的关于保护湖泊的政策法律建议。它们是国家863计划重大科技专项“武汉市汉阳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项目编号：2002AA601020）的政策法律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这组成果的意义在于其实践性和现实价值。这四项建议是研究组将环境法学理论应用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的结果，是“珞珈山斋”同“汉阳水泊”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是一个从困惑到明了，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对意志、素质、能力和合作精神的挑战的过程。通过这个结合，课题组的综合研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这组成果还很粗糙，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文献资料编收录了5篇文献。　“禁止向非洲进口危险废物并在非洲内管理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巴马科公约”、“美国与墨西哥关于危险废物和危险物质越境运输的合作协定”两份资料，系为了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工作而翻译的资料。“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生物多样法》”是一份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有用资料。“哈德逊风景保存联合会等诉联邦电力委员会案”是美国环境法历史上经典案例之一，它最先提出民间组织基于环境公益的诉讼资格问题。“菲律宾奥波萨诉法克兰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代际公平”理论为依据提起的环境诉讼。奥波萨是该案原告，一个活跃的环境法律师。2003年1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以上介绍挂一漏万。读者通过阅读全文定有大的收获。最后，向本书的各位学术顾问对本项工作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向本卷所录各篇文章的作者、译者和校对者和编委会全体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国际商法》深刻地介绍了国际商法的产生及发展、国际商事组织法、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与保险法、国际产品责任法、国际贸易的代理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票据法与国际贸易支付、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电子商务法、国际投资法和国际商事件仲裁制度。 《国际商法》适合高等院校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外国法典的中译不仅开启了我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而且，自清末法律制度改制以来，外国法典的翻译一直与我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在实质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法律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清末修律掀起了我国第一次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论著的高潮。清末中外文化交流中，作为欧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法律文化开始输入我国，并逐渐被主流人士视为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于是，翻译外国法典之事遂日受重视。梁启超曾云：“今日欲举百废，展新政，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①在清末修律中，修律大臣沈家本十分重视翻译，认为“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①因此，在他主持下，外国法律、论著的翻译与制定新律同步展开。迄1911年，已组织翻译（含在译）德、日、法等十几个国家的法律三四十部。“外国法律法规的大量译成，为晚清制定新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②而且，从所制定的新律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异域法律的影响。张晋藩认为：“从所译成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主要翻译英美法律，20世纪初已转向以罗马法系为渊源的日本法律，最终以罗马法系取代了英美法系，覆盖了晚清新制订的一系列法律。”清末新律虽然多数未能颁行，却因中华民国的继承而奠定了我国法律制度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且迄今仍为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制度所沿袭并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旧法统的废止，也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新篇章。其中，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学的第一次繁荣。在此期间，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法制的需要，前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论著被大批翻译过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借鉴和榜样。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当年翻译了前苏联及前民主德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一过程虽未持续很久，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而且，由于当时外语学习是以俄语为主，故80年代的翻译仍然主要以前苏联文献为主。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在张仲麟主持下，8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对我国老一代刑事诉讼法学者影响深远的前苏联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教科书《苏维埃刑事诉讼（1980年版）》①，之后，80年代末又组织翻译了1985年修正后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②。从我的个人经验看，这些译作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而且至今仍能够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依稀辨认出它的影子。因此，我认为，前苏联法制对包括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种影响的烙印迄今仍然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我国法学、法律教育和法律制度，尽管这种影响已经逐渐被新的法律思想所“稀释”。就刑事诉讼法领域而言，这种“稀释”仍然与外国法典、论著的翻译活动密切相关。其中，最先仍以外国法典翻译为主。1993年10月，以陈光中教授为首的、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家教授组成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开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作为课题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组织翻译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今。迄今为止，已经组织翻译的有：《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1994）、《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1995）、《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1996）、《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1997）、《加拿大刑事法典》（卞建林等译，1999）、《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苏方道等译，1999）、《日本刑事诉讼法》（宁英辉译，2000）、《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程味秋等译校，2001）、《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2003）。上述法典均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近年来，各国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也在各种法学教材系列中相继得以出版。从广泛的引注率来看，这些翻译对于了解外国诉讼法律制度、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在现代社会，诉讼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与冲突的最终解决途径。因此，诉讼制度的建设不仅关系到社会纠纷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其自身的公正程度也构成了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我国，随着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日益纳入法律规范之下。而且，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诸如公务员管理、党员待遇、大学教育等传统上原本不归法律管辖的问题，也开始呈现出通过诉讼加以解决的态势。于是，在“宜粗不宜细”立法指导思想下构建出来的诉讼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于诸多特种案件（如有涉宪法权利的案件等），因缺乏相应的诉讼制度、诉讼程序，只能诉诸法外途径；另一方面，表现为既有诉讼制度过于粗糙，难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多元化要求。而且，由于程序自身正当化程度较低，致使社会纠纷无法及时得以公正解决，严重损害了社会生活秩序的有序和稳定。诉讼制度的完善、程序自身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诉讼程序制度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然而，在我国，虽然三大诉讼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但相互间的发展却极不平衡。表现在法典翻译上，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典的翻译最为发达，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典几乎已经全都翻译成了中文。而且，随着近年来证据法学的发展，各国的证据法也已经有了中译本。至于民事诉讼法，近年来，中国法制出版社已经开始组织出版了一些民事诉讼法典，但终究有限。现计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1999）、《日本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2000）、《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谢怀械译，2001）、《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与证据规则》（白绿铉、卞建林译，2000）。行政诉讼法典翻译则几乎没有。因此，为了全面推动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特地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诉讼法翻译系列丛书》，希望能够再次推动外国诉讼法，尤其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程序法的翻译活动。同时，也希望借助该丛书的翻译出版，真正解决译者孤军奋战而面临的出版困难。本丛书是一套包容世界各国的诉讼法及其他相关程序法译丛。在我国现代诉讼制度建设历程中，翻译法典、论著曾一度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即为我国立法提供借鉴。在这种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我国法典翻译一直局限于那些我们认为有借鉴价值的少数欧美国家。然而，世界的存在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对其他选择的忽视，太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从而堕入追随与模仿。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开阔视野，才能避免一边倒带来的“只能如此选择”的困境。因此，我们认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更加包容的心胸。对于法典翻译，我们应当首先将其看 做一种文化间的交流，而后才是对其精华的借鉴。故本译丛不限于欧美大国，而是包括世界所有国家。本丛书是一套兼容所有诉讼制度以及与诉讼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翻译系列。即无论是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还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均可纳入。《外国诉讼法翻译系列丛书》，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组织翻译出版，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金资助。新的《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法律的研究学者、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黄道秀女士翻译，我们感谢她付出的辛勤劳动。2004年12月7日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概述倾销与反倾销的基本概念、实施路径、可能结果与耗费的成本，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基础知识框架。然后，展示倾销与反倾销的发展进程，尤其是WTO成立以来世界市场上的反倾销状况与特征，揭示反倾销之战日益激烈的主要原因，介绍WTO架下的反倾销协议的主要规则，为读者了解当前全球反倾销的实际状况与法律规则提供一个全面的信息来源。本书第二部分为读者介绍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法律，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总体特征，描述对华反倾销状况，预测对华反倾销走势，同时，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提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上应对反倾销的操作策略和技巧。读者可以在这部分章节中清楚地了解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法律条款，把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特征与局势，借鉴反倾销胜诉案例的先进经验，吸取败诉案例的教训，为在这些市场上积极应诉获得更加动态的信息和更具操作性的应对策略。本书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遭遇反倾销高潮的国际、国內原因，描述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分析对华反倾销争端中的焦点题，总结应诉反倾销申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全面调整反倾销应诉的战略思路。读者在本部分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缘起、影响、现实状况和应对策略，读者也可以全面地把握来自政府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应对反倾销所应有的战略调整和策略变化。本书在该部分阐明了政府在应对反倾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行业协会在应对反倾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企业详细勾画了完整的应诉反倾销的基本程序，提出了系统的减轻反倾销冲击的战略框架和具体的应对反倾销的对策措施。反倾销本身是国际贸易中的政策手段，同时也体现国家与企业双重利益所在。反倾销既是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也与产业和国家经济走势息息相关。因而，本书作者力求在给读者描述更加完整的反倾销宏观局势的同时，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可操作性的反倾销手段’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谋求更宽松的环境、更长远的利益服务。

题语本书是对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一部统一证据法：：《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4）》的翻译和解析。该法典的内容，既涉及证据的关联性问题、言词证据问题、传闻法则等证据能力问题，又关注举证负担、说服负担等证明负担问题。《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自1975年制定后，历经数年的修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01年的修正，2004年公布的文本，基本上就是2001年修正的结果。美国各州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证据法》，影响较大的如《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印第安纳州证据法》、《华盛顿州证据法》等，虽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只适用于联邦法院审理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但是相当多的州证据法都是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蓝本的，这就加强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在美国国内各州立法的影响力。本书在对原条文进行翻译的基础上，又逐条进行解析，以期将该条文的立法意图和规范内容揭示出来。这样更便于我们研究和学习。如果读者对译者翻译的条文感到不好理解，既可以参阅原英语文本，又可以参考解析部分。

内容介绍：本书搜集整理了158个案例，涉及的运输方式有海运、公路、铁路、大陆桥、空运、多式联运、无船承运、租船，涉及的业务范围有运输、仓储、船代、货代、物流、报关、贸易、保险，涉及的当事人有承运人、托运人、船舶出租人等。

内容介绍：本书以全新的理念来审视国际私法，在结构上彻底打破了传统国际私法或者冲突法著作的体系和模式，另辟蹊径，通过对十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侧面进行研究、分析，揭示出国际私法发展的十大趋势，同时也为我国国际私法学界探索中国和全球国际私法的未来提供了新思维、新视野和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