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指兴起于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所创作的诗歌样式，它具有楚国鲜明的地方色彩，是继《诗经》之后彪炳我国诗坛的又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楚辞》之所以称“楚”，重要的在于它的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均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据有关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自原始社会开始，楚地人便信神好巫，流传下来不少的神话作品和巫术。它们虽然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神话产生于原始人对大自然的幼稚解释和幻想，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巫术则产生于人类某些超自然的幻想，企图依靠某种神秘的手段和仪式来驱鬼降神，以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但两者同是原始幼稚思想的产物，都是把自然意识化、人格化。

《六韬》相传为西周姜太公吕望所撰，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并非西周时期的作品，而应是战国晚期之作。《六韬》的“韬”字，原与“弢”字相通，意为“弓套”，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引申为谋略。所谓“六韬”，即指六种秘密的谋略，亦即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全书分文、武、龙、虎、豹、犬六卷共六十篇，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问对的形式，对经国治军的基本方略及指挥战争的具体战略战术进行阐述。其中文韬、武韬两卷主要论述战略问题，龙韬一卷论述将帅问题，虎、豹、犬三卷论述各种条件下的具体作战方法。《六韬》的论述丰富而具体，涉及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兵学体系，在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三略》分上、中、下三篇，内容比较简略，主要阐述的是治国兴邦、统军驭将的政治方略，同时也涉及一些用兵打仗的具体计谋与方法。其思想体系不局限于一家，而是杂糅各家思想，尤以吸收儒、道两家学说为多。因此《三略》虽以兵书著称，但也被视为一部政治谋略著作。此次出版，将《六韬》《三略》合为一册，一方面是两书有“同源”的说法，另一方面是二者在内容上确有相得益彰之处。《六韬·三略-崇文国学普及文库》含原文与译文两部分内容，原文系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底本中的衍漏错讹文字据其他版本径直改正。译文以直译为主，间或辅以意译。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当时担任秦相的吕不韦组织其门客合作撰写而成，属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杂家类。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本为大商人，家财巨万，秦庄襄王时为相国，后又辅佐秦始皇，食邑十万户。门下有宾客三干人，家僮万人，权势十分显赫。《吕氏春秋》书成之后，特悬榜于咸阳城门之上，声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干金，但无入敢应。《吕氏春秋》为集体编纂，取材博杂，广采各家之言，书中儒、道、法、名、墨、阴阳等各家学说均有体现，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先秦旧说与上古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其叙事简洁，说理流畅，文字悠长，许多单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故历代均有各种版本流传，至今不衰。此次出版，系从《吕氏春秋》中选取四十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配以白话译文，使具有中等文化以上的读者没有阅读理解的障碍。

我国古人对于世间万物之殊，每以阴阳共相观之。豪放与婉约的风格之分，便也缘于此。“豪放”一词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本以论诗，传为唐末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专列有“豪放”一品。而以“豪放”评词，恰恰是被视为豪放派领袖的北宋苏轼之创举。其《与陈季常书》云：“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到明人张于《诗馀图谱·凡例》按语中谈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可以说这是对“豪放”与“婉约”作了词学风格上的明确区分。但这样的二分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词作，而只是在于揭示其美学与风格学上的意义。同样，即使是婉约派词人，如李清照，也有豪放之词；而豪放派词人，如苏轼，也有婉约之作。《豪放词/崇文国学普及文库》不“因人废词”，对前一种状况也有收录，此处不多作举例。豪放词在题材、内容上，较之晚唐五代以婉约为代表的词，约有如下变化：抒发志向、襟怀，表现人生感触和兴亡之慨；从爱情、闲情向性情推扩，向友情转移，兼而向更广阔的生活及大自然抒情提升；表现了对祖国半壁河山沦陷的痛苦和对中原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妥协政策的愤懑，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这只是括而言之，每首豪放词都有其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不一而足，这里无法一一说明。历来词话家对于豪放词的批评，一来，是因为词自诞生之初，向以柔丽为宗，以婉约为正，而以豪放为变，崇正抑变为主流，婉约的潜势力强大；二来，在于认为豪放词多不协音律，这种指责始于苏轼以其所作转变词坛风气之后，略显片面，因为无论苏轼还是辛弃疾，都精谙音律，“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罢了，不能以此作为评判诗词的标准。《豪放词/崇文国学普及文库》共收唐五代以迄近代的词人四十余人，词作近百首。以作者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分作者介绍、原词、注释、赏析四部分。作者介绍只出现于其首词中，包括作者的生卒年、字号、籍贯、仕历、创作、词集著述等内容。原词以通行本作底本，若有重要异文者，一般在注释中注出。注释以注明人物、典故为主，重要典故并引录原文、征引事例，兼训诂文字。赏析部分酌采历代评家词话，综合词的文学结构特点，适当融会作者生活及历史背景。

元曲是与唐诗、宋词齐名的中国文学瑰宝，其内容亦庄亦谐，可雅可俗，既是文人士大夫们咏物言志的载体，也是市井百姓嬉笑怒骂的工具，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从方便大众阅读出发，甄选《全元散曲》中近三百首精品，一一加以导读、注释和翻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曲的风貌，是一部简洁、好读的元曲普及读物。

《忍经》《劝忍百箴》分别为元朝学者吴亮、许名奎所著。他们博学多闻、识见甚广，尤善修身养性，并将平生的人生经验和感悟，总结为一个“忍”字，赋予“忍”以极高的精神境界。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所业不同，但都离不开“忍”。居家要忍，处世要忍，为人要忍，做官要忍。“忍”是人生福祸的关键，也是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将古籍中有关“忍”的格言和史例予以搜集、归纳，集成《忍经》《劝忍百箴》。《书》云：“有容德乃大。”《易》云：“君子以惩忿窒欲。”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俗话讲：“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忍胯下之耻，张良受圯下之辱；娄师德唾面自干，傅尧俞容物不校，这是忍。戒酒色财气，忍富贵贫贱，去贪躁骄奢，求仁义礼信，无不须要忍。“忍”是我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通观我国历史，凡是显身扬名、流传千古的仁人志士、英豪俊杰，无不能以忍辱来求荣，以委曲来求伸。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却往往生死相邻、利害相近、福祸相随、成败相生，能不学会“忍”吗？谋求生存要忍，成就事业要忍，救时济世要忍。“忍”是一种涵养，是一种气度，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力量。“忍”讲的是仁义，求的是平和，靠的是策略，体现的是智慧。故能忍者是圣人、仁人，是义士、达士，是智者、勇者。我们现在讲“忍”是有理有节的，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如果不讲原则、不求公理，一味含垢忍辱、苟且无耻，那有违“忍”之真精神。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在19世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为了保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来的。1935年，王缁尘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国学讲话》一书，第3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曰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日‘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日《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从“旧学”到“国故学”，再到“国学”，名称的改变意味着褒贬的不同，反映出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近代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失落的忧思和希望民族振兴的宏大志愿。从学术的角度看，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就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精选出来的。属于经部的，如《诗经》《论语》《孟子》《周易》《大学》《中庸》《左传》；属于史部的，如《战国策》《史记》《三国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属于子部的，如《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鬼谷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容斋随笔》《本草纲目》《阅微草堂笔记》；属于集部的，如《楚辞》《唐诗三百首》《豪放词》《婉约词》《宋词三百首》《干家诗》《元曲三百首》《随园诗话》。这套书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一个希望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些书，一般说来，犯常识性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崇文书局之所以出版这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不只是为了普及国学常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国学教育中，有一种倾向需要警惕，即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物馆化”。“博物馆化”是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的经典依然有人阅读，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到提升我们生活品格的作用。很多人阅读古代经典，就像参观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这就叫作博物馆化。“博物馆化”的国学经典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国学经典恢复生命力，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崇文书局之所以强调普及，深意在此，期待读者在阅读这些经典时，努力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内外生活，努力做一个有高尚的人格境界的人。国学经典的普及，既是当下国民教育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曾指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脊梁”都是在传统的国学经典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读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读本，虽然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总是花大块的时间，更不必像备考那样一字一句锱铢必较，但保持一种敬重的心态是完全必要的。期待读者诸君喜欢这套书，期待读者诸君与这套书成为形影相随的朋友。

《孝经》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被尊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在中国社会流传极广，影响至深。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讲，“《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认为《孝经》的作者是孔子。《孝经》全书共分18章，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短的一部，以孔子与其弟子曾参谈话的形式展开论述。《孝经》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忠经》，全书共分18章，是一部完全仿照《孝经》体例而作的儒家经典，旧本题为东汉马融撰。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字季长，扶风茂陵（陕西兴平东北）人。关于其写作缘由，作者已在序中提到：“《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者所以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说，作《忠经》焉。”《孝经》《忠经》分别对孝、忠的含义、标准、目的做了全方位的阐释，并分章对封建社会各主要阶层应履行的孝道和忠道一一进行了阐述。两书极力渲染忠、孝的重要性，极力描绘忠、孝为个人、家庭、国家带来的光明前景，力劝人们严格遵守忠、孝二道。

《三字经》版本很多，以清王相《三字经训诂》本较好，《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崇文国学普及文库》即以此本为底本。此外几种修订、增广本也有一定代表性，如岳门郎轩氏《三字经注解备要》，清初黄周星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蕉轩氏著，王晋之、张谐之重订的《广三字经》。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文字增加近三分之一，内容更丰富、知识更准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崇文国学普及文库》作为附录收入。

李白，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据传李白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另有一说出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年少时，李白在蜀中遍观经史百家，喜好剑术，以侠自任。开元十二年（724），24岁的李白离开故乡，辗转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开元十三年（725），李白身怀四方之志，辞亲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与故相许圉师孙女成婚后，他在安陆过了大约十年。其间，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李白初入长安，贺知章读其诗，惊为“谪仙人”。但求仕无成，遂东归，后客居任城。不久即与孔巢父、韩准等人隐于徂徕山，日以沉饮为事，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742），李白应召入京，供奉翰林。天宝三年（744），因遭权贵谗毁，被赐金放还。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归东鲁，受道篆于齐州紫极宫。后又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乱起，李白往越中避难。翌年，李白受永王李磷召入幕府，磷败被杀，李白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最终“免死流配”夜郎。乾元二年（759）.李白遇赦放还，旋即漂泊于江汉、洞庭、江西、宣城、金陵等地。乾元四年（761），李光弼平叛史朝义，李白以61岁高龄前往从军，中途病还金陵，时生活无着，投奔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而此时李白已卒于当涂。天赋异禀的李白是一个传奇，盛唐吐纳百川的泱泱气度包容了一个流浪的灵魂；他是一个奇迹，一个诗人的魅力铸就了一个诗歌的王朝。李白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其诗各体均工，尤擅乐府、绝句。李白的诗歌多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抒情则恣肆纵横，情感宣泄裹挟着不可阻逆的力量，且风格既豪放飘逸又明秀清新，含蕴深厚，自然浑成。内容多表现建功立业愿望，抒写失志不平愤懑，抨击黑暗现实，关心民众疾苦，流连山水风光等。其中，《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静夜思》《赠汪伦》《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等均为传世之作。《李白集/崇文国学普及文库》是本社“崇文国学普及文库”系列之一。精选李白代表作品142首，配以注释和赏析，有助于读者了解李白诗歌之堂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