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0月，斯蒂芬斯与画家卡塞伍德等一行人搭乘“田纳西”号，第二次来到中美洲尤加坦半岛。在他们的这次探险之旅之前，尤卡坦的城市遗址大部分还不为外人所知，即使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对这些古建筑的历史背景也不甚了了，只能任由遗址日渐倾颓。斯蒂芬斯和他的伙伴用了一年的时间，探访了四十四处遗址，留下4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以及上百张珍贵的精美手绘版画，详细地记录下了这段旅程。 本书于1843年首版，一经问世，就在欧美掀起一股玛雅热潮。斯蒂芬斯也因为“重新”发现了玛雅而闻名于世。在学术价值上，本书详尽描述了玛雅人的建筑、雕刻、绘画、服饰，以及风俗、礼仪和娱乐活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玛雅文明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绕不开的经典作品。 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四十四座寂寥的古城市废墟充满了想象与魅力。作家爱伦坡也评价说：“这是我看过的*有意思的旅行纪实。”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经典。《老子/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丛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老子》的配套诵读本。包括导读及正文，导读通过多个方面，向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老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正文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以原文诵读为主，加注拼音，方便读者诵读；“注释”“译文”对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注释和翻译，精准凝练，浅显易懂，以加深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思考和领悟。选文注解精准、便于诵读是《老子/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丛书》的重要特色。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与翻译赏析》共收录了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撰写的25篇论文，涵盖了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越南语、缅甸语、泰语等7个语种，涉及语言学、外语教学、翻译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等多个领域。论文集体现了语种和内容的多样性，体现了各个语种教师在各领域用外语进行科研的成果。

《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此书于2003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抢先发售出版。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以汉末魏初为转折点，以汉朝四百年为一阶段，以魏晋六朝四百年为一整体。汉晋文化思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鉴和尚通意趣，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魏晋之学始于汉末，始于汉末之人物品鉴，起于汉末知识界盛行的尚通意趣。本书力图从汉末魏晋六朝之知识界广泛盛行的尚通意趣之角度，对汉晋八百年间文化思潮之变迁作总体的考察，探讨其变迁之“内在理路”。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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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自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记录藏族社会生活、翻译佛教典籍以来，藏学研究便开始步入历史的视野，并为今天的藏学研究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藏学研究文丛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藏族的历史、宗教、文学、民俗、格萨尔王传……本套丛书有不同于其他书籍的特点：一、有一定含金量，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二、笔者和编者的态度不偏不倚、中立而公正，不带个人偏好和倾向，以事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三、论断真实，论据翔实且具有说服力，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能为藏学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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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国内外藏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推动藏学研究在21世纪的繁荣和深化。收列条目，坚持学术性一。地域则以西藏自治区为主，适当收入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族地区及北京、山西、河北、浙江等地与西藏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共收词目790条，配以珍贵历史图片144幅（重版为184幅）。按词头汉字汉语拼音的英文字母音序分部编排，再按词头汉字汉语拼音音序编排。为了安排图片位置的方便，对个别词目的先后次序作了调整。因排版原因，按照我国藏学界使用惯例，以拉丁转写附注藏文和梵文、巴利文等文字。目前藏学学者由于受到藏语方言的影响，音译藏语或藏文为汉文时，同名异译现象较为普遍，《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为方便读者使用，对异译的译名做了一些规范，力求统一。收列词目截至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人物、事迹适当后延。由于藏汉文史料纪年方式的差异，历史纪年在各种论著中存在一些混乱，《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尽可能做了规范统一，以便读者查对汉、藏历及公历。附录各部分内容对正文有所补充、印证。但因大多采自前人著述，与当前的新研究成果略有出入，收入《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时已尽可能地作了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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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是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之外形成的三支佛教（另两支是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之一，它不是印度佛教的简单移植，而是以印度佛教的思想为基础，吸收了藏族原始信仰苯教的仪式仪轨、神灵观和其他宗教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吐蕃王朝的灭亡使西藏进入分散割据时代，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后，割据势力都把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新兴的封建农奴制逐渐替代奴隶制。“到西藏分裂时期的中期，西藏的封建经济制已从根本上确立，而且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的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西部阿里的定日、聂拉木，后藏的拉孜等地形成了贸易商市，在西部古格、北部的洛丁两个地方开采金矿，山南和恩让发展了陶器业。”经济形势的好转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割据势力和教团的合作更加紧密，相互从对方那里得到实惠，出现了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寺院集团，甚至出现了寺院住持的职位由家族掌握的现象。从信仰基础方面来说，吐蕃王朝崩溃后，佛教从统治阶层开始向民间渗透，借助大家所熟知的苯教的方式方法，为群众治病、占卜、消灾、祈福，宣讲佛法，解除因战争造成的痛苦和烦恼。佛教界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上下两路弘法，从西到东修建了不少寺庙，恢复了一度中断的戒律传承，改变了崇密不懂密法、修行不重理论、学佛不受戒律的混乱现象，废除了不利于佛教发展的一些陈规陋习。以托林寺为中心开展的译经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学僧，除了修订吐蕃译本，加强了对新经典的翻译，内容几乎涉及显密教法的各个法门。自由开放的翻译和边译边释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还有综合而有次序性的授教方法，是宗派主义的开端。如果把宗派的出现看成是藏传佛教正式形成的时间，那么*后一个宗派格鲁派的出现则标志着藏传佛教完全形成。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观念或思想渗透到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理想信念、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规范、性格习俗、行为方式等，成为藏民族内在文化心理特质的现实存在和精神支柱，也是藏民族了解世界、了解人生、了解社会纯朴自然的精神存在状态，但因此而不能说藏传佛教文化就是藏族文化，两者不能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