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中国文化元素阅读丛书》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进行选材，在全书中对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方面的风俗表现较多，如《鼓一张》《吃腊八粥》等，对具有地方独特风格的风俗方面也有选择，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数羊》，对中国传统技艺方面也有记录，其他对婚丧等风俗也有呈现，如《拦新娘》。

《中国古代兵器史话/中国兵器文化研究丛书》讲述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历史。以史学为背景，结合制造学和社会学观点，突出介绍古代战争中使用的主要兵器，彰显各类兵器发生、发展的过程，展示兵器对时代战争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历史概貌。

宜宾有悠久的历史，名酒根植于本地深厚的酒文化传统中。此书通过对历史、考古、文物、文学、文化和民俗的研究，较好地阐释了一方水土酿一方酒，山水美、技艺精的宜宾人能酿出世界名酒的缘由。《宜宾酒史/宜宾文化遗产研究系列丛书》梳理出了宜宾酒文化发展演进的清晰脉络，讲活了宜宾酒目前的动人故事。《宜宾酒史/宜宾文化遗产研究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是对文物考古资料的大量引用。大量利用本馆所藏和本区域出土文物来佐证、书写本地酒史，图文并茂，文献、实物互证，无论叙述还是论证都不觉空泛，尤其是对四川几大白酒作坊遗址，特别是宜宾糟坊头的发掘资料的充分利用，将会令读者欣喜不已。

本书以图片教学为主，文字解释为辅，步骤分明，简单明了的向读者展示织机的魅力。内容有织造介绍和冬日围巾、软萌粽子包、流苏抱枕、镂空毯、肌理餐垫、棉花糖壁挂、祈福手链、趣味杯垫等八个编织案例。本书内容浅显，易懂易操作，是学习编织很好的简易教材。

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问，北温带几大流域先后出现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从此，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地球上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化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其中在黄河一长江流域崛起的中国文化，于坎坷跌宕中绵延生发，成为不曾中辍的“连续性文化”之典范。《江河万古流》是一本展示中国文化宏阔景象的读物，它将以文图互映的方式，带领我们走进中国文化史的长河。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学术集刊，以刊登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域地区历史、语言、考古、地理等方面的新研究成果为主要宗旨，发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论文、书评和研究综述等，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进步。本集刊从第11辑开始改由我社出版。本辑为第12辑收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14篇文章。有关于各语言文献或图像史料的梳理与介绍，如廖志堂的《印度、中亚到中国新疆的“燃灯佛授记”图像研究》、米吉提的《16世纪中亚历史文献研究》等；有关于考古发掘情况及出土物的研究，如楚伦的《萨里达古寺遗址挖掘研究报告》、长海和连吉林的《开鲁县辽代皇族墓葬出土墨书题记相关问题初步研究》等；有关于历史事件的分析与考辨，如萨出日拉图的《清初嫩科尔沁部牧地变迁考》、苏日塔拉图的《钦察七姓部落考》等。总体来说，本辑所收文章内容丰富，大部分作者利用满、蒙、藏等多语种文字文献，使相关论述及分析更为扎实。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是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文集。2018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本会作为国内在改革开放之初早成立的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历史文化的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伴随着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与友好交往，也走过了将近40周年的历程。为了展示本研究会主要成员近十年来的代表性或新的研究业绩，将收到的各位大作14篇，按照论文内容的时间顺序，分别古代、近代与当代，围绕中日文化交流的主题进行了编排，以展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2000余年赓续不绝的历史风貌。此外，《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还收录了去年11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四十年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的5篇代表性论文。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意在鼓励与支持更多的年轻学子，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继续发扬并光大我们研究会的学术事业。

戏曲作为中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存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关的戏曲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通过戏曲，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和分析。温州作为南戏故里，至今保存有丰富的戏曲文化资源。《戏曲学视域下的明清温州地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从戏曲学的角度，专题、系统地研究了明清时期温州的地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了当时戏曲与温州地域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戏曲与温州当时的地方神信仰、宗族、地方士绅、地方官府、古戏台、戏联等视角。希望该书的视角选择和研究，能够为整个温州地域社会和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思考，推动相关研究。能够给学界同好对我国其他地域社会和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地域的个案和参考。

中国，作为亚洲的文明古国，有着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种类，不是一个本土化的范畴，特别是作为一个概念明确提出来源于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率先对本国的国粹、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了大力保护并进行了有益探索，随后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虽然我国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20世纪末，但从历史发展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溯源到原始先民的文化创造，如原始乐舞的表演、口头歌谣、工艺技能、图腾崇拜和巫术活动”[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故而追溯至此，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约有两千多年。本章简要回顾千年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系统分析新中国建国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变化，重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快速发展。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千余年的民间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简单分为古代时期、现代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前时期等三个时期。

章士钊创办《甲寅》，从月刊、日刊到周刊，前后经历了巨大逆转。从1914年起的前《甲寅》与《新青年》的渊源关系，到1925年后的后《甲寅》与《新青年》的对抗关系，前后剧变根本上源于章士钊政治立场的转变。前“甲寅”时期，章士钊追随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在对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反思中，认识到单纯武装斗争的片面性和唤起民众自觉心的必要性。他信奉“宪政立国”和“调和立国”，具有与《新青年》一致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思想基础。在经历了“调和立国”的实践失败后，章士钊的政治立场则蜕变为对封建复古的“礼教政治”的鼓吹，因而出现了后“甲寅”在政治上对《新青年》的根本反动。前后“甲寅”与《新青年》关系的转变，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以政治解决问题”和“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两种思路的交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