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低涡、切变线是影响我国灾害性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本书根据对2021年高原低涡、切变线的系统分析，得出该年高原低涡、切变线的编号，名称，日期对照表，概况，影响简表，影响地区分布表，中心位置资料表及活动路径图，高原低涡、切变线移出高原的影响系统；计算得出该年影响降水的各次高原低涡、切变线过程的总降水量图、总降水日数图。

本书由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牵头，国家气候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8家研究机构的20余名专家共同撰写。主要内容涵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及其风险评估”“气候变化直接风险”“气候变化间接风险评估”“气候变化风险与基础设施”“碳社会成本与气候变化影响估算”“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六部分，从排放风险、直接风险、间接风险、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角度对中国气候变化风险及应对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较全面地反应了近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风险领域的科学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供气候变化风险领域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及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0卷，收录1970—1971年的竺可桢日记。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8卷的“第18卷说明”。 毛泽东试图通过中共“九大”部署“斗批改”而尽快从“大乱”走向“大治”。1970和1971两年中，竺可桢在政治安全方面，除了一度因小女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涉险而劳神不安之外，总的说来是比较平静的。 在“斗批改”的进程中，科学界中有“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合并之举措，成立了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和新的院革委会。由大批判开路，一“破”再“破”，却始终是“立”得迷惘。远离了权力核心的竺可桢，仍以“副院长”名义被频繁地“顾问”于院、所两级科研方向任务的调查讨论之中。他此时最为关注的是中科院如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和保存基础学科的研究机构，曾为此多次向有关负责人员和机构提出急切呼吁和具体建议。“九大”之后，最高领导层有恢复全国人大机构的筹划，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如竺可桢、吴有训、贝时璋、童第周等统战对象，是经过多轮整肃之后的幸存者，此时被挖掘出剩余价值，或奉令政治学习，或应召外事迎宾，于国家是显示开明政策的政治装潢，于个人则是一种表明平安无事的政治待遇。 在此期间，先有“批陈整风”，后有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屡经理解和不理解的循环之后，竺可桢在日记中时而流露出对于时政的怀疑，如置百姓穷苦生活于不顾的巨额外援，小学语文课本中抛弃古文精华的“一刀切”，新影片中否定知识分子的极左表演，等等，述及此类亲闻亲历之事，或有曲笔暗讽，或有愤然批评。 这两年日记的内容有许多独具价值的史料：大事如盲目集中全国地学研究力量于地震预报的实施过程，官方主导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小事如欧美同学会的结束，葛庭燧对礼遇杨振宁之不满和批评，蒋春暄声言创立“新的狭义相对论”等等。 竺可桢喜欢摄影，平生各个历史阶段中积累照片极多。《全集》各卷插页所收照片多是从各个角度经过选择入编的，但至第19卷已骤减，至本卷则只寻到一幅有竺可桢形象的照片，也不失为研究斯世斯人的话题。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4卷，补录竺可桢1940—1973年的文稿凡606篇。 竺可桢在1940—1949年期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1940—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然评议员、天文气象合组主席。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第三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40—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0年以后继续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社理事或常务理事。1944年起出任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监事。1947年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自然科学专门委员会委员。1940—1945年期间，浙江大学相对稳定于遵义、湄潭，竺可桢继续一身二任，奔波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与这一时期作者日记相对照，可以发现，在日记中对在校活动有较详记述的时期，则由大量信函填补了他指导气象研究所工作方面内容上的空白。1946年，浙江大学和气象研究所分别复员回到杭州和南京。1946年11月至1947年5月，竺可桢相继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和赴英美参观访问。 1949年以后，竺可桢的主要任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兼职先后有计划局局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起当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1年起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3年起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卷，收录竺可桢1916—1928年的文章、讲演词、工作报告、会议提案、书信等68篇，另有专著3种。这些文稿比较集中地发表在《科学》《东方杂志》《史地学报》等刊物上。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竺可桢成为中国科学社的首批社员，并开始参与《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撰写过大量通俗科学文章。在中国科学社后来每年一次的年会上，也多有演讲和论文发表。回国后的竺可桢，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恰逢该校转制。自1921年起，他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25年1月，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7年夏，竺可桢回到南京，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于东南大学，后又改称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自1927年11月起，竺可桢参与中央研究院筹备工作，1928年2月成立气象研究所，任所长。而真正反映他履新赴任的文字则始于1929年。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1卷，收录1972—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1974年日记止于2月6日。中国这段时间的政治日志，大致是以“批林整风”为开场，中间开过中共“十大”，而以“批林批孔”之发动为末页。其间周恩来主导的纠左治乱见到成效，批判极左思潮，局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关注科学教育界的基础理论工作，恢复学术刊物的出版，启动开放对外科学交流，等等，竺可桢终于获得了略显宽松的活动空间。1972年，竺可桢倾力修改学术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年底，该文在新复刊的《考古学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迅速被《人民日报》《中国科学》等多家报刊以不同形式转载，国际学术界也竞相介绍。83岁高龄的竺可桢通过有生之年的最后冲刺，为世界科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赞扬，他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有发自内心的感叹：“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继此论文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较大幅度地修订《物候学》一书。此书于1973年8月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的畅销书和稀罕的出口品。作者描述他本人拿到此书时的心情是“亲切如见自己的小孩”。 随着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美、日等国复交等重大变化的发生，中国在重启国门的初期，最多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是选择在“阶级性”色彩最淡的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担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的竺可桢也就显得格外忙碌。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是“拼命”上阵的。在同样的名义下，他对科学院的组织体制问题和中国科学事业长期遭受重创的基础研究问题也继续不断发出声音。 这两年多，竺可桢始终在与肺气肿病魔苦斗着，除了连续不断地跑医院就诊取药之外，4次住院治疗的总时间超过了6个月。缺乏人性化管理的供暖制度，繁重持久的科研写作，在寒暑中频繁突袭式奔波的接待礼仪，已成历史惯性的物候观测和对自身病情的测记，以及雷打不动的日记记录和整理，种种的劳心与劳力，无疑都在迅速加重着他的病情。 病情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记的记述状况，有关病情的琐细记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可能是出于体力不支和记忆力的减退，对一次性事件会以相近而不相同的文字做多次重复记述；住院期间的日记大多是后来追记的，有时会出现时间的错位。为保持日记原貌，编者对日记中内容重复而文字不同者，一般不予改动；对时间的错乱，可以辨读确认者，一般加注说明，只对极个别处做了时序调整。 在1974年2月6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只记下了中央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的内容。透过字迹，仿佛可以感到老人手的抖动和呼吸的迫促。这一页是他日记的终点，紧接着，翌日凌晨，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此前70年，竺可桢在哈佛大学选择了气象学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此前47年，他率领一个团队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开创了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发布本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纪元。他的临终绝笔，也在倾述着一位气象学家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无尽责任与眷恋。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3卷，收录竺可桢1949年8月至1959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信函、批示、题词、诗词等，凡172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竺可桢奉召北上参加“科代会”筹备会议，会后率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旋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他奔波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著名大学之间，为重组研究机构，吸引和凝聚人才，探索国家管理科学事业的道路尽职尽责。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参与对全国科普工作的领导。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例行会议和视察活动。作为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仍然活跃在许多学术领域中。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随着领导体制的变化，他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任务上，领导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与此相随，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了略具规模的有关研究机构和考察台站网络，并为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诸多新兴领域填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50—60年代，竺可桢为新中国的成就欢欣鼓舞，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自己承担的每一项工作。另一方面，在自“思想改造”起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常常以“落伍者”自责。他自己保留的若干篇有关“自我检讨”“学习体会”“交心汇报”等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政治面貌。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8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入“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4卷，收录竺可桢1960—1973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提案、审稿意见、信函、题词、诗作，专著《物候学》的初版本和修订本，以及个人收藏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履历表、证明材料等，凡171篇。1960年，时处三年困难时期，竺可桢已达70岁高龄，却依然四处奔波，躬行于穷乡僻岭之间。资源考察、沙漠治理、南水北调、自然保护、科学“支农”等，是他1960—1965年所思所行的主题。1962年他72岁时，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文革”时期，竺可桢虽然得以列入特殊保护名单而幸免遭受严重冲击，而事实上也是突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在被迫“赋闲”中，他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把心血投入到自己早有兴趣且有多年雄厚积累的两项工作上，一是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是与合作者共同完成对《物候学》的修订。本卷所及年代，政治动荡频仍，在持久的困惑中，竺可桢心中最大的牵挂依然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科学事业的前途。他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和许多信函，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一类老知识分子认真“改造”、否定“旧我”的思想进路。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5卷，收录1958—1960年的竺可桢日记。在这三年中，竺可桢的新头衔有：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新获得的学术荣誉有国际科学史学会会员和苏联地理学会外国会员。 两次代表中国科学院走出国门，一次是赴莫斯科出席黑龙江资源开发会议并签署中苏合作总决议，一次是赴平壤签订中朝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还有一次是以全国科协副主席身份率团赴华沙参加第6次世界科协全会。 事有凑巧而并非出于刻意安排，本卷的这三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用“大跃进”来概括的。在跃进声浪初现时，竺可桢也曾热情地向地理学工作者做过“向地球进军”的动员，而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本其一贯之“求是”精神，真真正正在“脚踏实地”工作着。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绵绵足迹留在了中国的边远荒僻地区，到天山南北做综合考察，到内蒙、宁夏、甘肃的沙漠地带考察治沙工作，到川滇山区考察南水北调……奔波之余，还撰写出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文《中国的亚热带》，判定了中国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 本卷日记中客观地记下了他在“大跃进”年代的亲见亲闻：诸如农业高产田、大炼钢铁、大搞超声波群众运动，以及科学院各研究所争相竞提科研高指标和节日献礼等场面，甚至在日记册中连连粘贴有关于农业放“高产卫星”的剪报资料。 然而，时入1960年秋冬之时，其日记文字中则透露出来举国狂热之后的种种悲哀：这位身任副部级高干的大科学家，在为国家大事奔忙外出时，竟然为“粮票”的入不抵出而犯愁；年底为记新一年的日记“买日记簿一本，纸作黄色，丑恶不堪”；老家东关镇“至今无电灯，市上萧条，米市街无米市，油车桥乏油车，鱼市桥不卖鱼……所以反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