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世界中除了没有进行“性”革命，没有群交与换妻，我们今日世界的所有现象，它都尝试过了。神话并不含有道德的教诲目的，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寄寓着人类的理想。人类的理想也是在变化中的，所以，给古代神话加上“新外套”不仅可能，而且有大益。“千万不要把神话简单地视为一种‘迷信’。神话通常并不附着宗教信仰，也并不需要对其间的‘神’顶礼膜拜。神话其实亦是一种文化。

“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RichardvonKrafft－Ebing，1840－1903）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虐恋似乎离中国相当遥远，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西方有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Faust，78）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我在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人们从事研究总要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项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证明好奇心可以成为研究的理由。但这还不够。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Foucault，1988，298）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性快感与生殖行为的分离，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在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的分离，当今世界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权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Foucault，1988，299）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人类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Foucault，1965，McClintock，inGibsonetal，207）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头了，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黯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我不否认这本书的娱乐价值，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承认这一点相当痛苦。但是我既然已经把《O的故事》译了出来附在书后，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仅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看，也要认识到它在虐恋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代表地位，否则我的辛劳就会价值减半。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而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做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认识，西方的性实践，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完全像外星球的事那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作者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涉及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的领域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和性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涵盖了女性从初恋到结婚、感情、性、与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些资料做了专业的分析和点评。

编辑推荐：人类社会自有婚姻始，“情妇”现象便已经存在。早在希腊神话里就有关于情妇的记载，她们巧妙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使故事变得美好或令人悲哀。情妇们作为宫廷和贵族生活的点缀，贯穿着整个古代历史，使许多历史传奇和文学作品精彩绝伦。而现近代情妇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文学作品中扮演多情与哀伤的角色，她们更喜欢自己书写文学。乔治·艾略特，雷贝卡·韦思特，西蒙·波伏娃，让·瑞丝一直都是他人的情妇，同时也是为人称道的女作家。本书也是如此，它的作者就是一位情妇。她因为经常滑到情妇的位置上而开始深刻地检视自己。她目光敏锐地观察着情妇们出现的每一个场所……王公贵族的情妇、政治家的情妇、文学家的情妇、艺术家的情妇……通过审视她们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结局，研究妻子和情人角色的关系。作者令人吃惊地洞悉到，这一关系的呈现像历史一样深奥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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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对社会性别身份与性欲之间关系的严重挑战。它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它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它的终极目标是圆满解决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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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关新时期妇女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民间组织诞生和成长的书，它讲述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较早涉足妇女性别研究的一批学人的个人经历。

编辑推荐：性革命这个富有争议的术语，在今天能被赋予什么含义呢？“性态”是如何形成，它与已经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个人生活的变革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安东尼·吉登斯批驳了许多流行的关于性态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的解释。作者根据现代社会秩序的长期发展和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影响，分析了他所说的可塑性态（plastic sexuality）——脱离与再生产的内在关系的性态。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妇女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展现了个人领域彻底民主化的可能。

编辑推荐：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卖淫问题的书，更是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呐喊。凯瑟琳·巴里倾20年研究之心血，有力地揭露了男人如何通过性统治女人，获得性权力，导致对女人的性奴役，卖淫则是所有性奴役中最极端、最具体的形式。卖淫的制度化和产业化再次提醒人们，两性的斗争是一场漫长的也许是永远止境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