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金文六种（共6册）

　　《周代金文六种（一）》：大盂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相当著名的一件，不但体型硕大，器形完整，而且铭文也比较重要。它记载了西周早期周康王对盂的训戒之辞，铭文追述文王、武王的功绩，勉励盂效法先祖，辅佐王室，并赐给盂命服、车马等物，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清末金石名家吴大激在《宪斋集古录》中记载：“是鼎于道光初年出眉县礼村沟岸中”，但是，眉县并无礼村，礼村在今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村东西都有沟，与鼎出沟岸中的传说相合。当时，一同出土的共有三件大鼎。除了大盂鼎外，小盂鼎已经下落不明，仅有拓本传世，第三件鼎更是不知其详。大、小盂鼎的主人都是盂，不过二者的体积有别。大盂鼎的体积要比小盂鼎大，所以称为大盂鼎。大盂鼎出土以后，先被岐山富户宋金鉴收藏，他还对大盂鼎的铭文作了释文。后来，大盂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流于京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宋金鉴晋京会试，进士及第后，点了翰林，便以三千两白银将大盂鼎购回，运至岐山老家。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落，宋家后人宋允寿将大盂鼎运往西安，以七百两的价格卖给时在左宗棠幕中的袁保恒。袁保恒又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周代金文六种（二）》：1976年，陕西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一号窖藏出土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的共74件。从铭文分析，这是一个古老的史官家族，即微史家族，在周王室东迁的时候，在其故居附近留下的铜器窖藏。所以这窖藏被称为“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史墙盘是该窖藏所出众多青铜器中比较重要的一件。内底有铭文18行284字，铭文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歌颂先王和在世的周恭王的美德和功勋，第二部分颂扬祖先和父亲的功德，同时表示了对周王的忠诚和感激。这是一件周恭王时期的标准器，是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尺，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史墙盘现藏陕西扶风周原博物馆。《周代金文六种（三》：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出土。陕西古董商苏亿年将它运至京师出售，被爱好收藏的金石学家陈介祺以壹千两白银的价格购得。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周王对毛公的册命及赏赐。它虽然体型不大，内容也并不特别，但是器型精美，而且铭文共32行多达500字（有2字失铸），是已知周代金文中铭文很长的一件，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所以，陈介祺购藏毛公鼎后，秘而不宣，知者寥寥。陈介祺将所藏金石悉数椎拓流传，唯独于毛公鼎不肯示人，仅有数人有幸得到拓本。即使连吴大激这样的金石至交，也无从得到一张完整的拓片。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毛公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公鼎被带去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被安放在青铜展厅非常显着的位置。《周代金文六种（四》：据清人记载，散氏盘是乾隆年问在陕西凤翔县出土的。腹内底部有铭文357字，是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西周时期矢、散两个小国之间土地纠纷的裁决结果并举行盟誓的事情，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与盟誓制度的重要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退守台湾，散氏盘随其他珍品一起被运往了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青铜珍藏。《周代金文六种（五》：清道光年问，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是为虢季子白盘。此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450公斤，是目前所见非常大的青铜水器。盘内底部有铭文8行111字，讲述了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参与一次抗击西北少数民族猃狁的战争，因为立下功劳而受到周王赏赐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氏后人将之捐献给国家。此盘曾藏于故宫博物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周代金文六种（六》

　　吕金柱，浙江金华人，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系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汪凯，江苏泗阳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副主任，常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州市“六个一批”人才。

《周代金文六种（一）》
《周代金文六种（二）》
《周代金文六种（三）》
《周代金文六种（四）》
《周代金文六种（五）》
《周代金文六种（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