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作者近年来在美国写就的随笔和报道，内容根据题材分为[女权篇]、[财富篇]、[学人篇]、[媒介篇]，主要集中于作者比较熟悉的女权和经济两大主题。本书所收文章均采取从事实入手、夹叙夹议的办法，在深入介绍多层面美国社会的同时，力求联系中国现实使读者获得直接启示。文章视角独特，感觉敏锐，故事鲜活，寓意深刻，具有相当可读性。

本书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资料展示了南京一批有地方特色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勾勒出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受到社会的欢迎，特别是能够得到青少年的喜爱。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审美意识，激发起他们热爱南京、建设南京的热情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六朝陵墓石刻散布在南京市郊和邻近的江宁、句容和丹阳县，共有32处，其中帝王陵11处。六朝陵墓多为坐北朝南，石刻距陵约千米左右。王侯墓前石刻保存最多的，当数位于甘家巷的安成王萧秀墓，有神道碑、石柱和石辟邪6件。六朝陵墓石刻，形体硕大，造型生动，在雕刻艺术上，上承汉代，下开隋唐，但又不同于汉代石刻的淳朴，显得精美细致，灵动威武，集中体现了中国石代民间雕刻艺术家卓越的艺术造诣。

暂缺简介...

《美加十万里行记》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高速公路、过境、奥尔巴尼——帝国州的象征、纽约·百老汇、走近波士顿、华盛顿D．C．的出租车司机、奥兰多之旅、奥运会之外的亚特兰大、新奥尔良、休斯敦：航天中心和其它、热辣辣的美国、美国的峡谷等等。

这是六个人在西北、西南……路上的故事，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这本来纯属偶然，曾哲却因此想再编一套六个女人在路上的书。他是对的，因为在路上的人很多，他们不仅关注路，也关注路边的人文与自然，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马上上路的和准备上路人们，还有许多多不想上路却想了解边地之路的人们，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也希望读者给予支持、鼓励和批评。此时，我由衰地感到了一咱担忧与欣喜。

留学自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以后就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而至今日尤为盛行。早先的先人们留学海外是一幅怎样的画卷呢？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本书详细记述了作者在20年代留学欧洲的情景，正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新世纪万有文库》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旨在"为渴求知识的读者提供长期可读可用的图书，以证明生存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活动的必要，进而倡导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形成，为广大爱书人创造坐拥书城的境界。"的系列丛书，它取材广泛，基本反映人类文化发展的概貌，为21世纪的现代人选定了一个家庭藏书的基本书目。《我在欧洲的生活》是本套丛书第三辑中的一种，出版于1936年，讲述了作者在二十年代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留学时的情景，其中既有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许多留欧华人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勤工俭学、官费生、半官费生的一些情况。本书写作完成于欧洲，以作者的个人游历为行文的主线，描写了欧陆当时的情景，记述了了当时旅欧华人的真实心态。本书文风清新隽永，叙事清楚明了，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是阅读欣赏的佳品。我脚踏到欧洲底土地，那是在一九二O年底春天。我记得我初和巴黎接触的时候，我底两眼几乎是要眩晕了去。我第一次在那赛纳河边走过，我的心胸填满着说不出的一种澎涨的快感。——这是不消说的，一个久处在文化落后的东方的青年，一旦能走到资本主义文化发达的中心，他底愉快，是怎样也禁止不住的。大概是愉快得过度了的缘故罢？我在到巴黎的第一天，因为要多看些地方，便一个人叫了一个汽车，任那个汽车夫驾着我满街乱跑，我竟把我早晨才由一位和我同船到法国的同伴那儿借来的两百佛郎尽数地花掉。两百佛郎在当时的留学生手中实在算是一笔大款，一到法国便没有一个铜板的我，却把才由朋友借来的这笔大款花在半天的汽车上面。我这人底没有打算，性情底浪漫，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了。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便没有吃饭，因为我把街跑完了以后，身上又是一个铜板都不曾剩得。但是这种过分的愉快，毕竟没有继续得长久，我的生活便陷在苦闷里面了。我本来是打算在巴黎常住的，却不料竟只住了一个星期，便被命运放逐到法国外省底一个县城中去。这话说起来是很长的。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也曾打算到我到欧洲以后的生活问题。当时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和北京各大都市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新文化潮体，其中最有规模最有组织的要算名叫“少年中国”的一个学会，——这个学会，我想现在一定还有人能够记得，当时它底机关杂志几乎是一般智识青年发表思想的中心刊物，它的会员是各大学底教员学生以及有新思想的新闻记者，并且它把组织扩大到海外，在德国法国美国的留学生中间都设立了分会，我虽然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可是我在上海所来往的人都是和这个学会有关系的，当时中国各大报的欧洲特约通信中有一个巴黎通信社的通信，便是“少年中国学会”驻巴黎的会员所主持，我在上海准备要赴欧洲的时候，和我来往的那些“少年中国学会”底会员曾再三地向我申说要是我到巴黎后可以参加巴黎通信社底工作。我当时虽然没有确定到巴黎后必然可以参加那个通信社，但是我以为根据这个学会和我一向的友情，到巴黎后给那个通信社帮些忙总是可以的。不消说我当时的这种观察是太过于简单，几乎是不了解社会上的生活，不过同时也因为我要到欧洲的心太切追了，对于后来生活上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没有时间去顾虑。这在我，算是抱着了一个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跑到了欧洲。你若是明白一个人底行动在我们目前这种社会下面会有极相反的两方面的时候，那你便能知道为什么一个最顾全名誉的人便是行为最不堪问的人，尤其是在处在我们目前社会下面的女子底身上更加容易找出这种事实。翡云之爱惜名誉几乎成了一种癖性：无论什么人只要稍微对她有点不好的批评，在她，那人便是她终身的仇敌。这个，在知道她那放荡的行为的人真不会相信！她与其说是一个浪漫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卑怯者。她每当同一个男子分家的时候，总先想设法使那个被她遗弃的人以后不说她的坏话，但是这个往往是很难做到的事，所以她常常感到苦恼。记得她和汪广季分裂后不久的时候，看到了汪广季在某种杂志上做了一篇自叙传式的文字，中间只隐约地提了一点关于她的故事，竟然便激起了她非常的愤怒，她真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只要别个对自己忠实，而自己却绝对不能用一点忠实的情谊去对别个！这便可以解释蒻云所以说不要我到处毁坏她的那句话底意思了，不过说到我呢，当时在我那种种复杂的畸形的心理状态之中还有一种说起来狠可笑的倾向，我好像在相当地学着那种过分轻蔑自己的宗教精神，我底行动有时狠没有道理地露出些禁欲的和对个人间愚忠的色彩。我对于蒻云，就充分地表现了我这个狠可笑的倾向底发展。我几乎是什么都依着蒻云的心思去做，完全没有顾到自己底利害。凡是和自己心境不能相容的事体都用一种逆来顺受的克制能力隐忍地接纳了。真是谁也想像不到，我守著她不要我“毁坏”她——就是不要我说她不好——的约言一直到她给了我几乎再不能隐忍的痛苦以后，到她第二次和我再彻底分手的时候。好罢，就送她去！就送她到她新爱人那儿去！我总是隐忍着一句话也不说，给她把行李收拾妥贴，陪她到了J城。带均当然是狠热心的，在帮着给她料理着种种的事体。大概是对我方面还要暂时掩饰一下的起见，她没有和他立刻住在一起，只在他底住所近旁租了一间房子，一面在女Lycee内边去报了名，说是她打算要好好地读书了。我把一切都尽可能地替她弄好了以后，大约是在到J城的第六天底早晨，一个人又跃入火车里边回向我底M城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读歌德，曾发现了一句话总忘记不掉，意思是说人总是人，虽然有时受着一点理性底支配，终归会在感情之下低头。——在我那次在J城底车站坐进车箱里的那个顷刻，真好像证明了这句话底正确，我忍不住靠在了车箱里的椅背上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有那么多的眼泪，我忽然变成了那样一个弱者！我完全忘记了我身旁还坐着许多的人。一直到汽笛响了一声，火车开始移动的时候，我才像从梦中醒了转来。这时我在巴黎认识了一位和我很有帮助的朋友，不可不在这儿把他特别记了出来。这个人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奇人”。他底姓是卜里叶，名字是法国人一般常用的罗伯儿。他本在外省一个图书馆中充当着秘书，因为他底思想是接近Marxism的社会主张的思想，所以被当地政府逼迫着他离去了职位。他底一条左腿已经被大战夺去，他在他失掉了的腿底位置上装置了一条假腿，走起路来总扶着一根手杖。可是他好像对于他底残废并不去怎样关心，每天只是很有精神地到处跑动着，他来去的领域是非常的广泛，除了工会和政治集团而外，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教授，学生，都和他有私人的关系。他底博学也是很够使人吃惊：他不但一般科学有相当的素养，并且还具有特殊的文学上的才能；此外，他还懂着音乐，绘画，建筑等专门艺术。但是还不止这些，因为旅行的地方很多，他语言学底知识也是很好的。所可惜的便是他具着一种不爱著作和有著作不爱发表的脾气，他是可以费上整天的工夫用口回答人领教他的问题而不肯提笔写一个字。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地质学上调查的小册子。他也从事于戏剧的创作，但是一直到原稿变成了黄色，还不会和社会上任何人见面，他几乎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送给实际的活动，他好像以为所有的文学的工作在一个社会未曾改造以前是占着十二分不必要的地位似的，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但在学问上他是我底金库，就是我得以对于欧洲社会有一点表面的认识也是他底功劳，他介绍了我许多朋友，生活方面也蒙他常常地接济。这位社会主义者的奇人算是和我前后往还了不满三年，便死于Typhusblominahs。他一生独身，死时大概是五十岁的光景。我和这位朋友初认识的时候是在拉丁区底一家咖啡馆里面。他正和一个满口白胡须的老头儿高谈，我无意地加入了他们底关于历史的辩论，我的论点不期和他站在一条线上，并且越说越接近了起来，这样，我们便狠快的成了朋友。那位老头儿原来便是法国文学重镇的阿那托尔法朗士，在辩论散场的时候，这位伟人尽管地耸着肩膀表示自己失败后的愤怒。并且口里还不断地咕噜着说“不管怎样，我总是怀疑，怀疑……”我凭了卜里叶底介绍，还得以认识了海洋作家罗狄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家。立刻，文学成了我环境构成中之十分之七八的原料。我放弃了在法兰西学院听的哲学讲座，我在巴黎底文学家之群中交际了起来。这时，巴比塞底“光明”周报正由一张狠小的报纸改成了杂志的形式。巴比塞一篇批评罗曼罗郎底主义的文字激起了一场论战。罗曼罗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会的主张，他以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赞美的手段。人道主义与暴力革命的主张在双方文字中狠显明地爆着它们的火花。这在我，罗曼罗郎和巴比塞都不曾见过面，一向罗曼罗郎是我表敬意的现代作家之一，而这次我却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但是同时我却像感觉到巴比塞的文字中缺少一点什么成分。不过我又不能明确地指出。这个，现在自然明白，我所感觉到巴比塞文字中缺少的成分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决定论的说明。——这是巴比塞这人一向的缺点，直到现在为止，他底议论中还常充满着观念和神秘论的瘴气。我敢说，巴比塞要是再不前进，一到欧洲伟大的事变到来时，那他是狠危险的，因为战斗的唯物论底历史的进展必然地不能容一个不理解人类解放过程的说道者底存在。巴比塞过去所有关于革命的议论，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和马克思所指摘过的鲍埃尔有些相像。在这一年底暑期以后我到比利时和德国去住了一些时候。在比利时是没有可以记述的。在德国我住在柏林，我的足迹是图书馆和美术馆。要说我是一个愿意彻底地走向颓废方面的人，那是永远不对的，我一到了柏林，那种比较巴黎要严肃一些的空气，把我又引到研究学术的领域里面，我得了一位老教授底指导，去揣摸着历史，地理，考古等学科，这给我了一个另外的世界：我用我已经学过的生物学的一点根柢去贯通那些学科，我眼前即刻出现了许多新奇的事实，我渐渐地涉历到Mariam底经济史的边际，不成问题，那时我还不能够消化它，但是我却知道它是解决所有学科的武器了，因为得了这方面的一点微弱又微弱的模糊知识，我在研究福罗易德底心理学时，和指导我这门学科的一位学者起了些相当激烈的争论，我认为福罗易德底汛性欲论应该建立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面，不然，便还是没有说明什么。不消说我没有说服那位学者，或者表面上那位学者还是说服了我，不过我心中却始终坚持着我底意见。……

现在，对于西藏的关注，在文化方面似已形成“热点”。基于国家对西藏以种种方式的援助增大了，那个地方尤其突现出来，吸引着物质条件改善过来的国内游客，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化市场上的流通产品，于是出版物和影视作品便多于往昔，人们渴望更多的了解。我们将目前国内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朋友组织起来，将他们涉及西藏生活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按质量题材精选，略备于斯，愿为广大读者和西藏地区的发展稍尽绵薄。这些都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优秀之作，没有疑问，它们从各个角度同层面，都会给予人们一些地域展示和独特的艺术享受，更可以传达给那些尚未去过那里的人一种如风铃响动的声音，使大家在得到生动知识的同时，还能够让心灵愉快地行动起来，尝试作家和作品在行动意义之上的人生行为。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心愿。走出凝固的生活，抛开浮躁，丢弃唯利，让心灵思想从门户中从身体里释放出来，在太阳下面获得片刻的飞翔；或许文学早已失去所谓的轰动效应，但是，那类引你趋向遥遥地方的艺术作品，那类可以放松自己身心的作品，那类反映广大人生意义的纯净作品，确实是好看的，其生命也是长久的。由此，我们联系了全国八十多位作家，几乎全部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回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家中有藏族汉族，也有其他民族；有生长在西藏的人，也有在那里工作、浪游过的内地人；有短期进藏旅行的，还有个别心向往之仍未去过的。他们都是目前国内颇具实力的小说、散文作家。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洋溢着炽热激情和对自己国土的温爱目光。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很有影响。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生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奥克派克一个医生家庭。他喜欢打猎钓鱼。小时候常常跟父亲到密执安的瓦伦湖去度过夏季，养成对户外生活的爱好。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当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由于眼睛有病不能参军，便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在抢救伤员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他从意奥前线“光荣归来”，成为一时的“英雄”。　战后，海明威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记者的身分侨居巴黎并积极参加以格特鲁德斯坦恩为首的文学创作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刻苦学习写作，潜心研究怎样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怎样写得精炼含蓄，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除了写短篇小说外，先后出版了两个长篇：《太阳也升起来了》（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这两部作品是海明威早期创作中的两部代表作。前者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使作者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后者以作家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战国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去充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弗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反映了钓鱼、狩猎、比拳、斗牛等生活，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　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赴西班牙。他不仅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与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是个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曾在古巴创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情报中中心，并用自己的游艇来诱捕德国潜艇。接着他又作为随军记者去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例如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期间海明威曾来中国访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以古巴渔村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描写一个古巴渔民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好容易捕到了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故事寓意是人在同外界势力搏斗中终归失败，这是海明威的一贯主题，但《老人与海》增添了新意，即老人在同鲨鱼搏斗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小说中有句话足以概括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海明威成长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年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使海明威的思想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他既看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解体和所谓西方文明的堕落，但又不能从自己狭窄的视野中找到出路，因此眼前感到一片迷茫，而被人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海明威的作品内容，除了他所喜爱的钓鱼、狩猎、滑雪、斗牛以外，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对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的歌颂，也就是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而人的唯一的价值和出路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硬汉”，但又往往是孤独和绝望。　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初读他的作品，似乎一目了然，但细心阅读，又不免感到寓意深远。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深藏水下。　因此，深沉含蓄是海明威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一九五四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特别强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海明威的艺术描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物缺少多方面的、丰富的性格特征。　由于世界观中的矛盾，同时疾病严重，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用猎枪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朝气蓬勃的社会，总有那么一大批斗士勇往直前，为了广大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用正义去战胜邪恶，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那些对权利，金钱，欲望苦苦追求的贪官污吏们，摆脱不了心中贪婪的诱惑，名誉，前途，灵魂在贪婪中渐渐消失掉，最后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