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外债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而出现的，而且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着不同的特点。作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外债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税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课题立项以来，针对我国税法理论和实践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根据课题的要求，设计了若干专题“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安的回顾与前瞻”、“纳税人权利与税法意识”、“所得税收法律制度”、“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税收保全法律制度”、“税费改革的法律问题”、“国际税法”等。还有作者年不定年来与合作者在这些专题方面写的一系列论文，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论文组成的。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发展中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在他的著作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特别列举出的就是《民主财政论》一书，该书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正像美国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詹姆斯·C．米勒第三在他的前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本书也许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在《民主财政论》最初出版时，财政研究通常分析财政制度对个人和公司市场选择行为的影响。然而，在本书中，布坎南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研究了当个人参加民主决策过程时财政制度对个人政治选择行为的影响。詹姆斯·M．布坎南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他所建立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他写过许多著作，包括《赞成的计算》（同戈登·塔洛克合著）。

本书主要对美国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进行分析，内容包括赤字预算政策的理论分析、罗斯福新政——赤字预算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克林顿政府平衡预算的成功、对美国财政政策历史变迁的总体评价等。

加入WTO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情况如何，经常项目能否继续保护顺差？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资本流动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平衡状况会如何？在此基础上，我国国际收支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对我国汇率政策有何影响？汇率形成机制与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有什么关系，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有什么影响？短期和中长期情况有什么不同？本书将从中国加入WTO的背景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从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描述、发展趋势及影响开始，首先提出了研究的逻辑基础，即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接着对这种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进行了比较，最终确立了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思想。

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晚清财政的研究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本书在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着重探讨、阐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清代前期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财政收支规模及税负比重等作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清代前期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既是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产物，又对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这一体制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也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财政基础，但其弊端也较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财政不能及时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反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乾隆朝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100万两，约占当时生产总值的4.98%。但自乾隆朝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道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财政危机已初步形成。吏治的腐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传统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二是对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对清王朝的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财政经济濒于崩溃。为筹措军费，渡过难关，清政府不得不对赋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同时赋予地方督抚相应的财权。由此，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瓦解。同时，随着西方侵略的进一步加深，列强也逐渐加强了对清政府财政的控制，晚清财政日益显示出半殖民地的特点。这些变化又对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重新加强中央财权，清政府也试图对财政进行清理与改革，这一举措虽也有某些合理的内涵，但远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晚清中央政府财权的衰落，也是清王朝垮台的信号。三是对晚清财政规模增长的幅度及其原因作了具体深入的探析。据官方的统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4000余万两，但甲午战争前已增至8000余万两，清末更是达到3亿两左右。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之际恰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低谷期，因此，光绪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而物价的上涨也使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明显降低。如仅从财政收人统计数看，1908年较鸦片战争之际增长了6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仅增长3.39倍。如与乾隆朝中期相比，190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4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增幅仅为1.5倍。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尤其是清末的财政收入数额作纵向的比较，从而得出财政收入增幅相当惊人的结论。当然，即使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晚清的财政收入仍有明显的增长。其原因一是清政府采取措施，加征赋税；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赋税的增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厘金和海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外，1908年进行的财政清理与整顿，也对清末财政收入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财政收入的增长完全归因于加重赋税的结果。四是对晚清赋税负担的情况作了初步的考察。我认为，晚清赋税是否苛重，不仅要关注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还要关注赋税额占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情况，更要关注人均产值与人均纳税的比重，即人均纳税承受力的变动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把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与实际财政收入及实际赋税额加以区别。据估计，全国的生产总值1887年为33.275亿两，1894年为42.97亿两，1908年为69.23亿两。据此，除1908年外，晚清大部分时期内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左右，但考虑到地方政府隐匿的财政收入，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4.5%左右，与乾隆中期大致相近。而且，由于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实际征税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6%左右，高于乾隆中期的水平。此外，晚清时期人均产值又低于乾隆中期的水平，因而，人均承受赋税的能力明显下降。五是对晚清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小结。晚清财政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政的失控。由于实际征税额与财政收入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大量税收的流失，使国家不能集中财力进行近代化和国防建设。如188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9.7倍以上，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仅为日本的1.43倍，财政的拮据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财政之所以严重失控，一方面在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开始瓦解，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未能确立，而列强又控制了相当一部分财权，另一方面也与税制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税制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没有对富裕阶层征收所得税的功能。地主、买办等大量的收入不能部分地转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广大的民众又难以承担更多的赋税。此外，官吏的贪婪也必然导致财源的大量流失。当然，这些问题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又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本书主要介绍了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税收、国际税收、国债、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阐述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财政关系等内容。

2000年是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一年，在国家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在南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南宁市国民经济快速稳步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94.30亿元，比上年增长9.31％。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进展，财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贯彻实施了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力地支持了各项改革和重点事业发展。全年财政收入30.30亿元，完成预算的103.1l％，比上年增长12.19％。其中：上划中央收入12.96亿元，完成预算的99.53％，比上年增长7.63％，地方财政收入17.34亿元，完成预算的105.96％，比上年增长15.85％，地方财政总支出21.59亿元，收支相抵，净结余1.22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财政收支任务的顺利完成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实现南宁市发展和改革的各项预期目标，为首府城市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南宁市财政年鉴》2001年卷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和文字资料记录了南宁市财政工作的成就和经验。2001年是进入新世纪、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财政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既面临机遇，但更多的是迎接挑战。我市全体财政干部将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服务，始终为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始终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发挥财政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职能作用，充分利用各种财政政策手段，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需要，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向纵深发展，积极稳妥地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强化财政监督，为开创新世纪财政工作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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