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为基础，对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财政端和金融端协同发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赋予了政府债务对货币流通的调控力，商业银行信用创造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这种影响力传导至商业银行贷款。本书将上述影响过程细化到政府债务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还环节中，并以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为例，实证检验发现存在“政府债务发行—政府存款—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数量路径，和“政府债务发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利率路径。

本书在新制度主义“制度—行为”的分析范式基础上，构建“制度变化—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选择—土地行为响应”分析框架，分析“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土地行为响应，进而归纳“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新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本研究认为“后土地财政”时期的起始点为2012年，并且“后土地财政”时期与以地生财和融资紧密相关的财税、土地和融资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二，“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选择是逐渐摒弃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以地生财”和第一阶段“以地融资”行为，而转向更加“规范”的融资行为。第三，在新的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选择下，尤其地方政府转向的更加“规范”的融资策略下，土地出让仍然是支撑地方政府新的融资策略的重要手段。第四，“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的新机制是，弱化利用土地直接“生财”和“融资”的策略，强化依靠有限的土地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的“规范”发债融资策略。本研究能够揭示“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和融资策略新机制；对于丰富我国土地财税、土地融资、土地收益分配和地方政府土地行为等相关理论有所裨益；对于进一步完善当前正在改革的财税、融资和土地制度、优化地方政府财政和融资策略、规范地方政府财税、融资和土地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系统分析2020～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和税收运行状况，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税收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京津冀、长三角、中部地区等区域以及广西、浙江、重庆等省（区、市）的税收状况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区域税收运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互动关系。全书由总报告、区域篇、省域篇和专题篇四个部分组成。

本书主要从发达微型经济体的视角出发，以与中国澳门特区经济特征相似的五大洲国家作为案例，采用文献研究和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澳门财政预算制定的过程，并基于研究结果为中国澳门特区财政预算制定提出优化建议。作者通过分析上述发达微型经济体预算制定、决策与结果的普遍性特征，探讨财政预算制定模式、预算情景、预算原则与预算制度等因素如何影响预算决策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本书在理论上为构建发达微型经济体财政预算过程理论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研究路径，对从事政府财政预算过程研究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财政学原理》是“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之一种，作者李权时是近现代著名财政学家。本书上下两卷共分绪论、岁出论、预决算论、岁入论和公债论五篇。本书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注解财政学概念，从中国理财智慧中去翻译财政学术语，将中国古人的财政术与西方财政学融会贯通的尝试，颇有心思。虽其不足颇多，也未能自成一家，但其煞费心思地将西方财政学术语、理论和实践进行中国化，做到中西兼考，理实俱备的尝试和努力，仍对构建当代中国特色财政学的研究具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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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土地规模经营新趋势的新增农业补贴方式研究》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新型主体和规模经营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就优化农业补贴方式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开展专题研究。在政策层面，对国外农业补贴制度、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农业支持保护国际比较等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对政策实施效果和执行效率进行深入分析；在实践层面，围绕新型经营主体丰富生动的规模经营生产实践，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形式和适度规模进行深度研究；在理论层面，将如何推进双重政策目标的实现作为研究的突出特色，努力寻求农业补贴在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之间的政策平衡点。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适应土地规模经营新趋势的新增农业补贴方式研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为相关部门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政策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总体看，《适应土地规模经营新趋势的新增农业补贴方式研究》有政策梳理，有实证分析，有理论创新，有建言建议，所作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堪称一部学习研究农业补贴政策的用心之作。

本书借助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增值税税源结构，将增值税税源结构看成是一个由行业及行业间的税收关联构成的社会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系列概念和工具，分析了行业间的税收关联（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关联）特征，进而构建测量制造业网络位置的指标。本书运用网络位置衡量制造业对增值税税收收入的影响能力以及制造业在增值税税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表示制造业对增值税的税收贡献，从而将关于制造业增值税税收贡献的研究转换成对制造业网络位置的研究。研究发现，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并非如税收收入视角所述，随着“营改增”扩围和自身发展放缓而下降，相反是有所加强，特别是将几乎所有行业都纳入征收范围之后，制造业对整个税源结构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具体体现为进项关联强度上升以及桥梁作用的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