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支付的规制结构配置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法律如何规制不同类型的电子支付交易产生的风险，主要问题可概括为：（1）电子支付市场及其创新带来了何种风险；（2）如何评价我国既有的电子支付规制路径；（3）类型化视角下如何从整体上优化电子支付规制结构以便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平衡。《电子支付的规制结构配置研究》按照付款人完成货币价值转移的时间与其获得产品或服务对价的时间存在的偏离，将电子支付划分为预付、即付与延付三种业务类型。在每一类型之下，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支付工具和服务进行详细分析，关注该类支付业务的法律属性、交易风险、规制措施等方面，针对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反映的核心法律问题，分析既有的规制措施是否足以应对新的变革，并讨论应然层面的规制路径如何选择。《电子支付的规制结构配置研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价值导向，兼顾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创新激励等目标，期冀建立妥适的规制结构改善电子支付碎片化规制形态，促进有效治理的达成。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地理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不同区域因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差异显著，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也必然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绝不可能仅凭教科书上的理论以及简单的数据分析就概而论之。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各地深入调研，长期观察，才有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理论创新，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判断和结论，从而梳理出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苏南”历来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21世纪以来苏南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土地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上演着“低成本”和“高速度”的增长神话？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中，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入手，分析了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在苏南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组合特征，以及由此派生的制度安排，不仅解释了苏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如何能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做到农业不萧条、农村不衰败，也解释了21世纪初期外商投资选择苏南的内在原因。下卷则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与变迁，从中可以看到政府“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促进区域经济朝高水平、高质量方向发展的相关经验。

本书主要讨论四个话题，数据权属争议、数据交易和分配、数据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数据安全与发展。这四个话题涉及数据要素市场和制度体系的基础理论。第一部分数据权属争议包括数据界权的争议和数据界权的机制设计两章，从科斯产权与促进交易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数据界权的争议、目的、考虑因素展开辨析，结合西方国家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基础，根据场景性公正原则，对个人数据，提出分别赋予数据内容提供者、数据收集者和其他数据需求者相应的有限制的分级分类数据权益；对公共数据，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公众对合法获取的公共数据所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具有“有限制的占有权”；同时，对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数据，国家的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延伸。第二部分数据交易和分配从数据资产的低边际生产成本、可复制性等特征出发，结合数据权属，对数据共享与交易、价值评估、定价和分配机制展开分析。第三部分从采集、传输、处理、存储等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行业标准和大数据基础设施展开了介绍。最后，第四部分则对数据安全和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本书特色在于以清晰的逻辑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讨论数据权属、流通、定价等的文献以及数据安全、数据保护的相关标准及法律体系，同时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编者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 本书既可作为对数据要素感兴趣的读者的科普读物，也可以作为大学经济学的高年级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的教材或者参考书目。本书也适合作为《数字经济学》这门课的一部分内容进行讲授。

本书以2012-2018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企业环境治理变量数据，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书主要理论分析并实证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首先，从公司特征、行业竞争属性、董事会特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实证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其次，从企业价值及债务融资成本两个角度，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经济后果；最后，得出研究结论，根据结论分别对企业及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并分析本书局限性，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的演进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结题成果。本书以揭示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的演进机理和探寻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路径为主线，在构建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新型测度工具和刻画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演进机理新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跨国和省际双层面细致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演进的机理和影响效应，基于上述结论、国际经验和中国企业案例调研，构建了优化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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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年度研究报告，已连续6年由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联合普华永道、秒针营销科学院 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发布，为我国互联网行业提供了-份全面的发展概要。本年度报告记录了2021年中国互联网营销的轨迹与路径，探索发现中国互联网营销创新特征与发展趋势，揭示了传播生态改变对产业发展及业态模式的影响。本书参考了行业通行的数据分类标准，不仅涵盖了数据梳理与统计，也包含对未来趋势的分析与展望，是指导和判断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进行了战略性、全局性谋划，发出向世界科技创新强国进军的号召，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近年来，科技创新在防控疫情、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科技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和区域发展。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的基石，对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众多创新高地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创新逐步形成，东西部科技合作创新凝聚力初步显现，国家自创区和高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区域科技创新已成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域科技创新评价缘起于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在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科技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近年来，科技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要求，逐步开展了国家、区域、企业、典型创新密集区等创新能力的监测评价工作，并陆续发布了国家、区域、国家重点园区等创新监测报告和评价报告，《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之一。《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是迄今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评价报告之一。经过多年专业经验积累，在区域可比性上付出很大努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的运用十分适合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的特点，与区域科技管理、科技规划制定、科技发展目标密切联系，基本囊括了区域科技规划和发展目标的主要指标，这些指标的趋势和走向可以敏感地反映出各地区在科技创新主要方面的水平和不足。特别是采用了一套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评价标准，不仅可以进行不同地区位次的动态比较，还可以进行不同地区各级指数值的动态比较。在与位次相邻地区的比较中，能够明确指出与提升或落后关联的定性定量变化。持续稳定和系统创新的完美结合是研究项目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在遵循评价结果动态可比的原则下，为了与“十四五”规划重点突出的高质量发展相衔接，对评价指标进行了部分调整。一是增加了反映高价值专利的指标：“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二是为了反映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增加了“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强度指数”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指数”两个指标；三是增加了反映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的指标：“上市公司R&D经费投入强度指数”。为了与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保持一致，今年报告标题中的“2022”指的是报告发布年份，报告所用数据标注为“当年”的均为2020年数据；标注为“上年”的均为2019年数据。在评价指标中，有些是与人口和就业规模相联系的相对指标，如“万人R&D研究人员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数”等。为了在评价中尽可能避免一般年份人口抽样调查误差的影响，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采用了统计指数的“同度量”技术，即“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报告中使用的人口和就业人员数均采用2010年（普查年份）数据。区域评价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努力，需要各地区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希望社会各界在本报告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而具体的分析研究，共同为加快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建成创新型强国做出贡献！

概括起来，《城郊休闲农业消费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根据消费场强理论，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大小和城市质量紧密相关。城市质量可通过城市居民对休闲农业的消费能力来体现。为此，该书采用2010~2014年的省域数据，定量分析休闲农业消费能力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此研究休闲农业消费场强。通过比较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以及标准误为Driscoll-Kraay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得出：以标准误为Driscoll-Kraay的固定效应为适回归结果，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是休闲农业消费场强实现的重要因素，提高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增加。城市人口是休闲农业消费的客源保障，人口的增长扩展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影响范围。此外，城市居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和私家车拥有量、参与养老保险人数、医疗保险收入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休闲农业的消费水平。（2）为深入理解消费者对休闲农业距离的感知态度和行为，该书对南京市市民的休闲农业消费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取了635份样本。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小时的自驾车程是休闲农业消费强度较高的范围，短途旅游（一日游、两日游）是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的主要特征。在出游方式上，大部分消费者选择自驾，少部分群体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该群体多为学生。消费者对于不同距离要素（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费用距离）的态度，呈现群体差异性。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关注时间距离，其次为空间距离，最后是费用距离。年龄、收入、职业类型皆影响着消费者对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及费用距离的感知态度。40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消费者对时间距离更为关注；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更看重时间距离，低收入群体相对而言更多地关注费用成本。从职业角度来看，各类人员仍然更关注时间距离。（3）依托引力模型及其演变形成的场强模型，该书对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距离要素进行探讨分析与当量转化。基于物理学电场概念，对休闲农业消费场和电场进行类比，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内涵，测度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并诠释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叠加效应和距离衰减特性。在对现有距离衰减研究进行归类总结的基础上，该书对休闲旅游距离要素做了种类划分，提出了三维距离概念并对其测度方式进行了辨析，明确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测度方法，分析并讨论了休闲农业消费场强随距离的变化，得出了消费场强与三维距离、直线距离的量化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三维距离对于诠释休闲农业消费场强的空间分布特性更为合理与有效。（4）考虑到测度得到的休闲农业消费场强和实际所产生的消费强度的差异性，该书采用2010~2015年江苏省县域休闲农业消费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休闲农业消费强度空间依赖性的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建立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此模型，研究休闲农业消费强度的内涵并检验其空间相关性，测算休闲农业消费强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休闲农业消费强度叠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均GDP、景点质量、交通可达性因素的提升和农业消费强度相对较高，邻近地区的人口密度、自然生态环境对于城郊休闲农业消费强度具有叠加效应，这种叠加效应对于驱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首先分析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现实背景和重要意义，以及中国传统“两权分离”制度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弊端。其次对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开展风险评估、激励效应评估、绩效评估。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风险评估体系，提出风险防控建议，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的规制效应以及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的激励效应。最后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指标对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实施绩效进行评价，提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