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陈廷安、陈廷顺两兄弟投奔湖北新军时，阴错阳差地与“汉阳造”——湖北兵工厂制造的步枪发生了瓜葛。两兄弟因观念不同及掺杂其中复杂的爱情，使他们的矛盾围绕这支枪而变得更加复杂，而这支枪紧紧关系着“汉阳造”的出生与制造，也关系着兄弟俩的命运。“汉阳造”的发展和兄弟俩成长过程相互影响，并因此掀起层层波澜，推手则是当时背景下的各种势力集团。标志着中国民族军工业的“汉阳造”在风雨中前行，也推进了哥俩情感与矛盾纠葛的演进过程。

《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邀得香港《明报》财经专栏作家廖汇恒精心编译并撰写导读，以全书所揭示的群众投机心理，反思当今金融经济现象，更配以精确图表分析，为不可错过的经典解说。作者麦基以戏剧性的手法描绘了欧洲历史上，因“羊群效应”而引发集体疯狂的传奇事件：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英国的南海泡沫以及荷兰的郁金香狂潮，充分表现了人类原始的贪婪本性。时至今日，“羊群效应”与集体疯狂仍是解读金融世界与投资心理的关键词：互联网泡沫、金融海啸甚至楼市及商品狂潮，都是“历史不断重演”的最佳例证。

印度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一头牛就是一座神殿：印度财经故事》由江晓美所著，以中国正史文献为依据，系统考证了印度的形成过程，宏观探究了一些印度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的生产力特征及其面临的挑战。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勾勒了拉美独立的上层建筑与华尔街千丝万缕的联系，浅析了拉美独立先驱与共济会银团的脆弱握手和这种“联盟”必然崩溃的生产力根源。

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型、地貌复杂多样，雨量充沛，阳光充足，特定的自然地理资源加上勤劳勇敢的各民族，造就了广西丰富的土特产品。覃乃昌新著《广西主要土特产品生产史》一书，不仅介绍了广西土特产品开发、生产的历史，阐述了各种土特产品的作用，还对蔗与糖作了颇有见地的考证，是一本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著作。

《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初探》是对清初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华夷变态》进行综合研究的初步尝试。《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从相关学术史出发，对《华夷变态》存录的1644-1728年间2300多件“风说书”进行细致的文献学梳理，试图还原林春胜、林信茑参与幕府海外情报解析工作和辑录“风说书”的过程，考察了“唐通事”的制度化过程、“风说书”与“唐船”的关系、“风说书”内容结构演变及制作方式等；运用统计学方法，获得了有关“风说书”及“唐船”的数量、出发港、构成、船客身份等问题的一些基本数据；并尝试就《华夷变态》所反映时代的特征性历史问题，如欧洲商船的活动、郑成功一族、日本乞师、三藩之乱以及当时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赴日商船的活动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本書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代、民國時期契約文書四百件。清代、民國分编兩冊，各二百件，均按時間順序编排。兩冊分別附錄《北京商業契書集筒表》，書末附錄《名詞索引》。 一、契約文書統一编號。照片在前，以存其真；錄文於後，俾便閱讀。照片序號與錄文序號一致。一、錄文行字基本依照原文格式排列。需要回行者低一格。一、契約文書標題，按契約發生時間、主體、內容擬作。 一、本集收人滿文契約文書一件，錄文部分包括滿文的羅馬拼音撰寫和漢譯文。滿漢合璧契約文書，因滿漢部分內容相同，錄文只取漢文部分，滿文從略。 一、凡契約文書為二聯、三聯者，如草契（底契》、正契《執照》並存，首選正契；正契殘缺或字迹模糊，選擇草契；契尾不錄。其粘連部分（草契、正契、契稿、契尾、執照）論是否收入本集，均於錄文後注明。 一、凡契約文書上鈐有原始印章（圖記、戳記》，酌情於錄文中或錄文後注明，後人加蓋者從略。一、凡契約文書上印有花押、指迹者，均於錄文當事人名下標明《押》或《手印》。 一、凡契約文書中文字磨泐者，錄文中以「口」表示：對原空字，用空格表示：通假字、異體字及自造俗字一律使用通行繁體字；錯別字在（）内注明正字，出現較多者如阡《仟》、伯《佰》、傢倨《具》等徑改，以省繁文。 一、契約文書中計量單位所用碼字，錄文中一仍其舊。與碼字相應的漢文數字、阿拉伯數字参考下表：

本书力图矫正过去对清朝后期的政府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弊病，力求历史主义地客观陈述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作者把辛亥革命前期这一时间概念界定为甲午战后，因为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庚子之役的极端愚昧落后，殊不知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留下深刻的印痕。如果说前者至少是通过一系列诏谕，初步勾画了虽然简略却也清楚的现代国家的草图；后者则是以历史的反动及其空前加深的民族灾难，为清朝政府的顽固传统路线谱写了一曲悲惨的挽歌。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使清政府的整体趋新政策导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辛丑以后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自觉。 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也有爱谈因果关系的习惯，譬如上述“政因而业果”，士大夫（即学）需要“通因果为权”之类。我们史学界的祖师爷司马迂，早在两干多年以前就对历史学家提出极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通因果为权”的典范。但是在我国晚清史的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寻求往往失之于公式化、简单化，因而有时难免忽略了因果关系内涵与外延的错综复杂特点。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十年新政的研究与论析，人们常常是因为清朝最终的覆亡，而否定了它在某个时期和某种程度上多少顺应潮流的转变与努力。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处在这个大潮流中的人群（包括统治者）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其中总有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做某些适应社会转型的事业，充其量无非是存在着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奋力推进与勉强因应之类的差别而已。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为背景，阐述每一历史阶段决定和影响党的纲领、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的经济思想。采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90年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历史演进，把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济思想划分为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建设年代、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增长年代和改革开放后期；科学发展年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变换、分配、消费、宏观经济、对外开放七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进行总结和概括。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主线，在实践上以强国富民为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把两条主线有机地结台起来。总结这些绎济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系统总结90年来党的经济思想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键供历史启示和理论借鉴，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是由经济学专业研究者，在经济学框架内对党史的研究，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党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概括。它不仅是向建党90年献礼的作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既可以作为党史读物，也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读物。

本书应用新经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理论，对经济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着重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企业、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民有商办工业企业以及铁道企业的产权制度（产权结构和企业委托一代理关系）变迁过程。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产权主体（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的行为分析，通过对影响产权制度安排的政治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来解释中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发展及其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和道路选择，说明其变迁的历史走向。它既有别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注解和对历史事件及其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的著作，也有别于对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技术变革、组织改造、文化变迁和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资料挖掘和整理的著作。欲以弥补以往对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较少的研究缺陷，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性方法，对人们投资、管理、分配、交易等经济行为进行分析、解释，以探求制度变迁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