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一书，自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及好评。有先生认为，以前，漕运研究者对漕运兴盛衰落说法甚多，也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令人满意，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本书探讨清代漕运史时，紧紧抓住地主制经济论这一中心线索展开。作者以为，当清代地主制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发展时，以地主制经济为中心的多种经济成分得以正常发展，中央集权稳固，政治比较廉明，吏治整肃，从漕运方面所体现的便是由明代的衰落到清代康雍年间、乾隆中期以前的兴盛。进入乾隆中后期，地主制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经济发展受挫，政治上日益腐败，官吏贪污之风日炽。同时，商品经济较前有更多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农民经济萎缩，漕粮负担却因需索而加重，农民己难以承担。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粮在增加，京师粮食己另有途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河不决堤，漕运迟早也要走向历史尽头。运用地主制经济来探讨漕运问题，是本书理论上一大突破。还有先生认为，本书是研究清代漕运的笫一部专著，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有人对清代漕运进行研究，但论文不多，内容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始终未见有系统研究之作行于世。本书面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也有先生认为，本书立论基础厚实，引证资料丰富。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与本书有关资料，因此写作时有可能大量运用档案、文献，以至抄件、孤本，并互相参证。称赞此书“资料之丰实，前所仅见”。本书另一贡献在于富有现实现义。（1）本书详尽论述清代漕运由清初之混乱到康雍及乾隆中期前吏治之整肃，保证漕运畅行数十年。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漕运由治而乱，从而揭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政治上廉明必然为经济工作的发展开辟良好的环境。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必然影响到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和经济建设事业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有先生指出，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说是有永恒现实意义的”，并说“作者强调这点是有远见卓识的”。（2）本书对沿运河商业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其兴衰中总结出：要保持一个城市长盛不衰，必须要注意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保持生产与发展的基本平衡，尽量使两者维持在同水平线上。作者指出，一个单纯消费城市，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就难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势头。认为这一见解，对今天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3）有先生认为，在当前学术界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时，本书的作者能够坐稳冷板凳，以扎实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得到的好评，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辑共20篇文章，分设六个栏目，其中“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是重点讨论的两个专题。社会保障：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引起了学术界对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本栏编发的六篇论文，分别从灾荒和救灾史、官方体制与民间互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控制等视点，论述古今中外的社会保障诸方面状况。李文海教授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回顾灾荒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后，提出今后的灾荒史研究必须重视五个“结合”，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另一篇关于英国1348年至1350年黑死病流行期间社会救助和整治的论文，或许对当前的抗灾救灾会有所启发。栏目中两篇关于社会福利的论文，分别论述了英国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初动机和德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初起源，对认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缘起及特点应有所裨益。中国宋代的官方医疗体制别具一格，对救治患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辑也有专文论及。民间互助组织向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政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它们的不同命运，本辑一篇论文试图从中英两国的相关历史比较中来说明这一点。 财产权利：我国颁布施行《物权法》后，对财产权利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栏目的五篇论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财产权利以及财产权利观念进行论述。有对古罗马学者的财产权利观的评论，有对中世纪欧洲某种土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分析，还有对中世纪大学的财产权、对妇女财产权法律保护的考察，以及对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观念的透视。 学苑撷英：本栏共三篇文章。一篇从讨论16世纪英国议会中的“乡绅入侵”开始，评论了对“乡绅入侵”的不同解释，认为历史研究中任何结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一篇讨论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科技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并对“李约瑟难题”作了自己的回应。另一篇论文考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试图说明雅典这个古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 域外新论：本栏目两篇文章。一篇对英国经济社会史专家C·戴尔的一个新观点进行了评介。在戴尔看来，英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于1250年左右，经历了五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大约完成于1750年。另一篇是德国史学家彼得·布利克勒教授的论文，主要论述1525年德国农民运动以追求“自由”为斗争目标。随笔札记：张芝联先生一直关心本刊，他惠赐的这篇文章谈论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三种形式，并将之与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作了比较。正当本辑编发之时，惊闻张先生溘然仙逝，本刊同仁不胜悲痛，谨向他老人家表示深切的哀悼！本栏另一篇文章回顾了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浪漫而又坎坷的往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学者访谈：R·N·斯旺森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伯明翰大学中世纪史系主任。与他的对话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也有助于了解英国史学和史学界的状况。

《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所研究的“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区域（亦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和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领导苏区军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建设金融货币与财政税收体系等经济活动。《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废旧立新，苏维埃政府的金融货币工作，苏维埃政府财经税收制度的建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针对经济学专业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编写的教材。它所论述的对象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史，还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而时间跨度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至2007年。该书以中国的工业化和因加速工业化而导致的制度变迁为主线，论述新中国58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特点、指导思想、区域差异、内外因素以及绩效等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由于篇幅所限，为防止治丝益棼，使读者能够快捷地理清线索、掌握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共分为10章。第1章至第4章，论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即论述中国是怎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入新民主主义经济，然后又如何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体制急剧变革的过程申，中国经济发展的得失；第5章至第9章，论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题；第10章是论述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战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包括它们与大陆经济的互动关系。这部教材应该是目前内容最全面、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科书。

中国回族商业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它有一些固定的程式，但是通过这些程式传递出来的却是众多经浓缩之后令人思考的内容。回族商业近千年的沧桑，无数回商的命运跌宕都凝聚于一时一地，或先后呈现于纷繁的历史舞台上。本书主要对中国回族历史上的民间商业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究，分别从回族民间商业文化的招幌文化、招徕市声、报刊广告、商标标识、牙行、商帮与行会、交易行为及有影响的商号等内容，凭借点点滴滴的素材进行深入的介绍与研究，文笔朴素，图文并茂，引领我们运用自己的审美观念去解读……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经济学教程（第2版）》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版本同类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着重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阐述，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于学习、便于教学。《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经济学教程（第2版）》主要讲述了供求理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厂商均衡理论，分配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等。《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经济学教程（第2版）》可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类学生教学用书，同时又是经济学的普及读物，为喜欢经济学的读者架起经济学与生活经验的桥梁。

本书是一部全面透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发展史的学术著作。首先，它论述了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萌芽过程，从教育史的角度印证了经济史学界关于“买办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的最新研究结论。其次，本书详细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商业学校教育的特点、经验教训及其与上海商业近代化之间的互动。最后，本书以会计教育为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

本书以江南造船厂140多年来历经的沧桑巨变为主线，试图把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兴衰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较完整的呈现了江南厂及船舶工业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宋志》就是这样以它记事的全面和富于史料价值，勾引起笔者把它作为宋代经济财政史的基本资料加以整理的兴趣。依据《宋志》记事的特点，笔者选择传统的笺证体裁用作整理的具体办法。整理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笺其所出，即找出其史源。这也是《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宋史食货志补正（全2册）》主要用力所在。前已说明，《宋志》的直接史源是历朝《国史志》，凡有线索可寻者，《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宋史食货志补正（全2册）》也绝不放过指出其所据的这一蓝本的机会。但绝不局限于此。因为无论《国史志》还是《宋志》，究属三手以下资料，真正的史源乃史实本身，对史实的初次记载才是第一手资料。此等第一手资料，除了《宋会要》中也许有少量存留以外，今天已经很难搜寻了。《长编》、《要录》所载以及《宋会要》中的多数内容，虽然都不是第一手资料，但却远较《宋志》、《国史志》原始（部分以《国史志》修入者例外）。其所保留的第一手资料的面目，相对来说也就较多。因此，笺其所出云者，乃尽量找出《宋志》，进而找出《国史志》所据之较原始资料之谓也。一般的，通过注出其事发生的具体年月指明其出处所在；稍重要的，则节录关键数语以资比较。经此一番搜索，《宋志》中诸事的价值高下谅亦可以自见。在这方面，笔者虽不敢自诩业已穷尽，却的确已经竭力而为。二是正其错误。凡是依据较原始的资料，证明《宋志》确实错误的，一一予以纠正。于此，笔者尽量以实事求是的慎重态度自律，绝不敢以抉剔《宋志》错误的众多自期。若遇较原始资料与《宋志》存有差异，一般都首先从《志》文体例的要求，编纂者行文的习惯，以及语言、风习的变迁等方面，设身处地为之寻求合理解释，而不忙于轻率地辄下断语。在这方面，《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宋史食货志补正（全2册）》仅提出疑点和线索而留给读者自行判断的部分，就远较断言其误的部分为多。三是补其疏漏。仅限于《宋志》已经言及的史实而记述欠完备者，或相应的较原始资料中曾连类而书者。至于作为旧史体裁之一的纪传体史书中的食货一志，尚有哪些内容必须包括在内，或者作为食货志的某一分门或某一细目，尚有哪些史实必须予以概括，则一概没有列入“补”的范围。因为笔者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通过本《志》向读者提供有关宋代经济财政状况的可信史料或史料线索，而不是修订本《志》或向死者指点应当如何修订。何况今人的研究历史和古人的所谓修史，似也不是等同的概念。因此，不避所补未免挂一漏万之讥，谨为自己画地为牢如上。

读里嘉图《经济学》，有一事最令我们纳罕。他书中，一句一字，都为资本主义辩护，但他书中一字一句，又都可转用作反资本主义的武器。这种现象，在别个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上，绝对没有。里嘉图《经济学》之所以有价值，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原因吧，但里嘉图《经济学》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里嘉图的劳动价值说，在他的《经济学》中，是极重要的一部分。他的劳动价值说，可以说全部由亚当斯密得来，后来由马克思承继下去，这在经济学史上，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极有意趣的经济学说进化的痕迹。由此，我们看出了，亚当斯密里嘉图辈用以辩护资本主义的主张，转过来，可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武器。亚当斯密里嘉图明明承认了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却又承认所创造的价值一部分，应在地租名义下归于地主，一部分应在利润名义下归于资本家，而剩给劳动者的部分，反只足维持劳动者最必要的生活。马克思同他们一样，说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但他却说，在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下，既在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价值中，扣去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要的部分以后，剩余价值即须归于社会上的游惰阶级如地主与资本家。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学说，我们如果舍弃他们中心的伦理观不论，便可说这两种学说，殆无不同之点。如果有，那只是研究态度的不同。前者是说明的，后者是批评的；前者眼中的资本制度是永劫不移的经济组织，后者却认资本制度为人类社会进化所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在所谓正统经济学派的著作中，流行一种极重要的观念。在里嘉图《经济学》中，这种观念，尤为明显。世人因不明了这个观念，往往不能彻底了解里嘉图的经济学说，那就是经济人的假设。在正统派经济学者心中，似乎有一个抽象的社会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人类只有一种活动，即谋利的活动，人类只有一种要求，即生计的要求，人类只有一个目的，即变成富裕的人。总之，这个社会内的人，是纯粹的经济人。他们被假定为没有道德，没有真理，没有艺术。他们的理想，不是善，不是真，不是美，只是富。由这种经济人的假定，我们又联想起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有时被称为经济史观的那种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承认一切思想的艺术的道德的活动为“上层建筑”，而受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条件与生产组织，因为这才是基础。里嘉图与马克思，在这里，又极相类。但前者所以有经济人的假设，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方便，后者经济史观的命题，却是断定资本主义没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