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贸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涉外经贸产业和企业面临愈加复杂的合规风险挑战。完善风险防控，加强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已成为实现我国贸易与投资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且有挑战性的工作。本书聚焦美国、欧盟和印度等重点国家与区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规则，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对国际经贸投资合规进行专题研究，具体内容涵盖科技类企业经贸合规、境外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合规、跨境数据流动合规、跨境知识产权合规、贸易摩擦与金融制裁合规、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合规建设等议题，以供理论界和实务界参考。

招商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员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需构建的招商优势包括推动形成要素优势、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本书归纳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流中遇到的五大类常见问题，对应选取了十个典型城市的招商引流故事，分别是：重庆的挖掘培育要素优势模式、贵阳的生态价值增值模式、合肥的政府投行模式、深圳的科技-产业-金融三循环模式、苏州的园区驱动模式、武汉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杭州的数字要素引领模式、成都的城市营销模式、南通的城市群招商模式、佛山的制造业主导模式。在十个城市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东中西板块、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不同城市梯队之间的差异，可以称之为“十大招商引流策略”，以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流策略上有所选择与吸收。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视角，以我国政府支持TD-SCDMA产业自主创新的历程为研究案例，探讨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高技术产业R&D补贴对策。针对我国当前遭受技术打压与遏制最为典型的芯片产业，应用本书有关结论提出了具体的R&D补贴建议。本书的研究观点，丰富了技术创新与管理理论，对R&D补贴及产业自主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在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需要扎实制定政策、细化实施方案来推动共同富裕。本书针对城乡、区域、人群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基于我国现实挑战与实践问题，围绕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分析推动共同富裕的工作进展，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体系，设计共同富裕的战略手段，讨论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和改革方案，以期通过优化制度安排来夯实共同富裕的政策基础。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效应，对在新发展阶段打破土地财政依赖、促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聚焦于当下我国地方的土地财政问题，首先对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土地制度演变、土地财政兴起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化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对我国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继而分述土地财政作用于城市化质量几条主要途径；最后根据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产生的诸多影响，提出土地财政转型的路径和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思路，试图对现实困境有所回应。

在公司治理中，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焦点。经理在公司内部和外部压力下，会选择有利于个人利益而非公司整体利益的策略或行为来加强其职位安全性和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即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如何有效抑制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其市场主体地位不断攀升。机构投资者持股逐渐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被学界所关注。实际上，机构投资者和经理各自的利益获取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行为，也取决于相互间的交互行为，他们不仅重视物质利益分配，还会权衡对方对自己的友善程度。因此，基于互惠理论，解释机构投资者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治理作用，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书将行为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以降低经理管理防御为目标，探讨机构投资者互惠行为对管理防御的影响。

近年来，西方社会民粹主义事件频发多发，从表面上看，类似“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实属偶然，但深究其根源，经济社会乱象背后的实质都与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水平紧密相关。就西方发达国家总体而言，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过重导致“福利病”蔓延西方发达国家，加之选民政治的影响，致使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一直处于刚性增长趋势，进而激发了西方多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就国内而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和适度水平演变对我国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以我国169家银行为研究样本，基于成本管理、利润创造以及风险控制三个视角探讨银行数据资产价值实现，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银行数据资产能降低成本管理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可以降低成本效率。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数据资产的囤积增加了银行的管理成本和管理负担，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效率。其次，银行数据资产未提升利润创造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未显著影响利润效率。这说明在目前阶段，银行数据资产并未强化传统业务的高效配置，并未推动银行新兴业务的创新发展，也未提升银行资产定价能力水平。再次，银行数据资产有助于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效率。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数据资产可以提升风险识别水平，革新风险监测模型，强化风险控制能力，从而能够提高银行风险效率。最后，我们将金融科技引入银行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在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层面的价值实现。

本书以我国169家银行为研究样本，基于成本管理、利润创造以及风险控制三个视角探讨银行数据资产价值实现，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银行数据资产能降低成本管理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可以降低成本效率。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数据资产的囤积增加了银行的管理成本和管理负担，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效率。其次，银行数据资产未提升利润创造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未显著影响利润效率。这说明在目前阶段，银行数据资产并未强化传统业务的高效配置，并未推动银行新兴业务的创新发展，也未提升银行资产定价能力水平。再次，银行数据资产有助于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即银行数据资产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效率。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数据资产可以提升风险识别水平，革新风险监测模型，强化风险控制能力，从而能够提高银行风险效率。最后，我们将金融科技引入银行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在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层面的价值实现。

2002年6月16日，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本书主要论述“晋江经验”的形成、内涵、特色、意义和一些附录。2019年3月10日下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的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到省里工作以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在“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