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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重印一次，重印时对内容并未作任何修改，只是改正了一些错字。自初版问世以来的十年里，本书不仅是不少高校“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程的基本教材，还成了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所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中国历史地理一门概论性质的课程，本教材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所以当我在每次课程结束时，总要求同学对本教材提出意见，希望有机会能作些修订工作。多年来同学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太少，而这正是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二是所附地图太少，特别是自然和疆域部分，没有地图光看文字，弄不明白，而同学们又没有条件去查阅许多地图。这些意见我总是铭记在心，希望有机会修订的话，一定尽量设法改进。这次修订大体上作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可能吸收这十年里历史地理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使教材的内容不至于太陈旧；二是对历史人文地理部分作了较大的补充，特别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增加了不少内容；三是增补了二十多幅地图。

《椿庐史地论稿》是作者以往学术论文的精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治学的方向和水平。因为由天津古籍出版，恐不易为学界所知，而至少就历史地理学界而言，又相当重要，特帖告于此。作者邹逸麟教授，1935年8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秋分配至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57年初，随谭其骧教授来上海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1962年转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78任讲师。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6年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同年被复旦大学聘为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首席教授。1998年继聘为首席教授。

西域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这条路虽然有着最为艰难的自然条件，但中西文化的交流却始终在进行着。一片片绿洲，见证着西去的玉器、丝绸、瓷器、茶叶、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等等物质文明传播，也见证着东来的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文化传播。世界的古老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都曾在这里会集。西域的石窟，是多元文化交汇的产物。经过各个时期艺术家们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比如艺术表现上，龟兹的飞天已没有了印度风格的翅膀，而与敦煌相比则色彩更艳，显得凝重；作品题材上，其本生故事画世界罕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新疆的石窟艺术，是丝绸之路奉献给人类的艺术宝藏。由西域至中国腹地的丝路终点，可以发现大量的佛教遗迹，特别是那历经沧桑的一座座石窟诗，像颗颗明珠镶嵌在这千年古道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在这些石窟寺中，凝结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千年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它向我们展示着那一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状貌，亦可让人透视到那虚幻的佛国天堂背后的一幕幕悲惨的现实世界。让我们顺着当年丝绸之路的足迹，由西域开始踏上探寻石窟艺术的征程吧。<

本书以《佛国圣境》为名，意在作山西佛教寺庙与文化之探珍，儒、道文化不予赘述。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肇自西天印度而盛于东土中国，走过了一条由佛教的中国化而致中国化的佛教之艰难道路，业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光大而将中国化了的佛教传诸东亚、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山西的诸多名山、大刹，是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佛教之全过程中亘古不变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卓著，地位至尊。尤令人惊奇的是，山西境内在中国佛教中外占据重要地位和诸多伽蓝梵刹和文化遗迹还大量地、完整地、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云冈石窟以及纳入平遥古城保护范围的双林寺、镇国寺，还被联合国有关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堪称中国佛教文化博物馆，无愧于佛国圣境之誉。<

卡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防御、管理设施，它在清代的社会治安、生产、资源管理，以及边防建设、疆域形成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首先对“卡伦”一词的词源及其涵义进行辨析，并对卡伦的设置时间及清代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西北）边疆卡伦的分布、设置等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考证；其次，在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详实地剖析了清代卡伦具有的各种职能；再次，从与卡伦相关的设施、清政府对卡伦的监管、守卡官兵的拣选及其生计、坐卡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卡伦管理制度的形成过程；最后，通过考察卡伦在清朝边防中的地位和作用，剖析了清朝疆域的形成与卡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作用。本书前言总序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现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要解决当前边疆地区的一些问题，必须了解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通过对边疆历史的研究，来驳斥形形色色的敌视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歪曲历史事实、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的种种谬论，帮助人民认识历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珍惜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清代疆域形成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国际上，特别是欧美国家一直有着对中国疆域形成研究的传统。还在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甚至丹麦和瑞典，已经发展起了内陆亚洲、中亚、北亚各民族及疆域问题的专门研究（如阿尔泰学、中亚学、蒙古学、藏学、满学等研究都涉及中国疆域），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学术著作。进入20世纪以后更是名家辈出。在一些国外学者中出现了如下一些观点：中国清代是通过对外扩张形成自己的疆域；中国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疆域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西藏、蒙古、西域诸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等等。至今，国际社会仍然有一些国家政府和学者宣传上述观点。中国疆域形成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疆域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但奠定于清代。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因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两千多年的基础。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古代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密切相关。对于呈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各民族和中原各民族一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以及多民族统一和联合的趋势，也受到客观条件，即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环境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其相互间的来往。中国地理环境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清朝的功绩在于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当时边疆地区由分裂状态走向统一，比较明确地划定了疆域范围，对边疆地区实行了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课题“清代疆域形成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运用近代制图学的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和边疆各民族的活动区域，绘制了国家地图，同时又把测绘地图与国家的统一和疆域范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康雍乾三朝绘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三幅国家地图，这三朝的地图成为我国后来绘制国家地图的依据。尤其是乾隆《内府舆图》，是当时中国疆域范围的最好历史见证，它对于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解决现在领土边界争端也有巨大的说服力。本课题将以这三朝地图为重点，详细考察清朝绘制国家地图的历史依据、外部环境及当时国际社会对清代地图的看法，探讨和分析当时中国地图中疆域走向、绘制的理论根据和历史依据，对康雍乾三朝地图中疆域范围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清代疆域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事实，更是一种法律事实。从国际法角度研究清代疆域问题目前尚鲜人涉足。在西方法学东传的过程中，国际法是在各部门法学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但发展不及民法学和刑法学等。而国外一直注意利用国际法为所在国家疆域版图寻找法律根据，如国外学者在研究西藏在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及中印边界（主要是“麦克马洪线”）等问题时广征博引，利用了大量英国外交部档案和联合国有关法律条文。本课题试图将国际法引入历史研究当中，从法律角度论证清代我国疆域的形成。第三，清朝统一边疆以后，对边疆地区实行了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对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对国家疆域的巩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课题将对清代统一边疆地区的模式和行政管理构架进行研究。本课题最终由五部专著组成：成崇德：《清代疆域形成与行政建构》；张世明：《国家的法律空间：清代疆域形成国际法研究》；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这五部专著将分期出版。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十五”期间“211工程”清史研究项目的资助。

被称为最壮观的考古发现的图坦卡蒙陵墓向人们显示，图坦卡蒙死于一起谋杀，墓碑上“法老的诅咒一一应验，进入墓穴的人会死于非命……到底是谁杀死了图坦卡蒙？在印加帝国出现前一千多年，曾经有一个类似于国家的成熟社会，其文明程度不亚于古印加帝国，这里有美洲最豪华的陵墓，出土陶罐上绘有恐怖的嗜血图案，这个嗜杀的人是否存在？被害的人是谁？这个古老文明蕴藏着怎样的神秘风俗……玛雅分布在中美洲几千公里长的区域，玛雅社会极盛时人口达上千万，这个令人惊异的古代社会拥有发达的城市、宏大的建筑、完整的文字体系、精确的历法、不可思议的天文知识。而这个帝国却在极盛时突然集体消失……1600年前，一场地震和海啸摧毁了世界上最宏传的城市——埃及亚历山大城，一段历史随之沉没，包括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宫殿，被考古学界誉为”世纪大发现“的亚历山大城的勘测发现为埃及艳后以往的形象画了一个问吗……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孩子在游戏中无意发现了一个洞穴，洞穴内洞顶洞壁四周充满了绚丽的壁画，酷似教学壁画，壁画是人类尚无文字时代留下的，古人为什么画它？这些岩石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它们是一个庞大的军团，同时也是一个千古谜团，秦始皇和他的兵马俑令世界震惊，而令人期待的地宫尚未被挖掘，毫无疑问，这里会有更惊人的秘密……在阿尔卑斯山脉上发现了一个冰冻的尸体，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木乃伊，他能为铜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而考古学家很快发现人死于谋杀……这是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死海古卷让我们了解到西方文明的混乱起源……放射性碳测年法显示这艘留有3300年的历史，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一宗全球国际贸易……要知道人类是什么，就要了解人类来自何处，一个个的发现，最终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进化出了人类。这是考古史上十个堪称伟大的发现，它们的发现无不令世界为之震惊。科学家通过对这些历史遗迹的研究，发现了通往人类起源和昔日文明的路标。然而，伴随那一段段已经被遗忘的历史，科学家们也遭遇了最令人困惑的十大考古谜局。本书中所有资料和照片均来自澳大利亚LIC独家授权、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的品牌电视节目《传奇》。《传奇》是从全球14个国家中112家制作发行公司引进的第一个本土化了的海外纪录片，正在全国百家电视台播出。中国旅游出版社同《传奇》纪录片联合推出传奇系列《人类大历史》、《奇迹神话玄机》、《堕落的花朵》。

《中国镜头》是每年出版的“图片小年鉴”。它以新闻图片加文字背景资料的形式，记录一年来中国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镜头所向，有大的时事政治新闻，有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有社会出现的新气象，包括经济、文化、民生、法制、环保、流行时尚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

《徽州文化全书》由20部专著和千幅以上彩色黑白照（图）片构成，总字数达600多万字，是建国以来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和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的百科全书。该书将徽州文化体系中那些最具特点、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分门别类为20个子课题，形成20部研究专著。这些卷目是：《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社会》、《新安理学》、《徽州教育》、《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科技》、《徽州民俗》、《徽派篆刻》、《徽州方言》、《徽派版画》、《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州历史档案》、《徽州刻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徽州工艺》、《徽菜》。《全书》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了各类徽州文化观象，研究这些观象与徽州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居民生活的关系，把徽州文化放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并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和学术探讨。就《全书》整体而言，是我省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徽州文化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学术著作。《徽州文化全书》的出版，是我省地方文化建设和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件盛事。综观《全书》20卷，可以说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时代性。《全书》首次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内容广泛，几乎囊括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体现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反映了新时期徽学研究的学术特点，代表了时代的学术水平；二是权威性。参加各卷写作的作者，均为目前活跃于国内徽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成果颇丰，饮誉学界，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该说，《全书》的学术权威性是不容置疑。三是系统性。《全书》20卷专著，既是有机的整体，又独立成书；既注意到徽州文化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又照顾其典型性和内在逻辑性，是迄今为止最具系统性的徽学研究著作。四是创新性。《全书》深入研究徽州文化各种现象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的互动关系。书中许多资料与图书都是首次面世，许多理论方法也都站在学科前沿，无论是资料、观点和方法，均体现出很高的原创性。

作家阿成的《风流倜傥的哈尔滨》，轻笔淡墨下是一幅城市的山水，予人想象，让人怀念，抚摸着时光的同时，品咂历史和文化的滋味。阿成在此书的序言说：“一个城市有两种品质，一种是现实中的城市，另一种是记忆中的城市，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城市，就是理想中的城市。如果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它就应当是一个人的城市，阿成的城市，阿成笔下的城市和阿成理想中的城市。”因此，阿成笔下的哈尔滨是一个有个性的感性城市，是一座洋滋洋味充满着天地灵秀之气，风姿绰约、雍容大雅的城市。一走进这个城市，就能循着爆锅的葱花味道，漫着手风琴、黑管、钢琴的旋律，慢慢地体验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感受着当地的文明、传统和风情，还有那些流亡者、淘金者留下的种种滞痕。穿越城市的松花江，滟滟地荡着旧日的梦；中央大街的石砖上摩挲着昨天的风尘；索菲亚教堂的钟声回旋着曾经的祈祷。还有火车站、公园、西餐厅、廊柱、栅栏、太阳岛、冰灯、榆树、丁香花、面包、香肠、酸黄瓜等等，这些关于哈尔滨风情的关键词，浓缩了时代的风云、岁月的情感，一入眼，一浸耳，就有了形象的记忆，是通感带起的想象和情绪，沉郁，幽远。哈尔滨是一座洋气的城市。二十世纪初，就有十几个国家的旅人称其为“东方的莫斯科”、“远东的小巴黎”，愈衬其品格与气质的别致。作为一座流亡者的城市，特别是那些流亡到这里的乡愁弥大的俄国人，错将他乡当故乡，刻意而为之，于是，摩登的火车站、鳞布的方石路、单体的俄式平房、高耸的东正教堂等等都沾染上俄罗斯风味。走在哈尔滨的街头，这一幢楼，那一栋房，从造型、色彩、装饰上，都能现出欧洲、北美、亚洲建筑的精华和当时最新建筑艺术的思想潮流。因此，可以说，哈尔滨是一座被外来文化所“异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