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KIII公司商务代表团一行与中国国家领导人洽谈商务期间，本书作者以长城文化方面顾问身份，应邀陪同美方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游览长城。其间双方就“长城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畅谈。作者以此为基础，配加了200余幅长城速写，内容丰富、充实、活泼、

本书由史料和实地照片以及大量精美的绘画，向我们展现了长城精彩美妙的脉络，并配以专业的长城学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长城的平台。

当我们的手指在地图上不经意地掠过一个个三峡古镇的名字时，古镇已非本来面目。但这里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存，仍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内陆地区人民生活的原生态风貌。我们对于三峡古镇历史文化的梳理，正是源自我们对于内心深处的警醒。历代以三峡为背景作画的人也很多。北宋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对于三峡地区描绘得最为详实，南宋夏珪的《巴船出峡图》（《万里长江图》）更是对三峡的气势极力渲染。以后历代以巫山、出峡为题作画的人更是众多。唐宋时期有位史地学者写了一本《三峡记》，不过早已佚失，也不知道这位作者的大名。明清时期专门关于三峡的记载文献开始多了起来，如明代万历年间吴守忠编的《三峡通志》，是至今保存最早的专门记载三峡历史地理的书。其他如清代陈明申的《夔行记程》、洪良品的《巴船纪程》、严如熠的《三省边防备览》等都是关于三峡的重要史料。

本书是作者任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时，所写的关于三海的见闻随笔。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在清代为皇家的西苑，入民国后，中南少变为政府机关办公地，北海则陆续开放为公园。财政整理会在南海涵元殿正北的香*殿附近，作者的办公室则在不远处的长春书屋，这里曾是翁同苏教光绪帝读书的地方。本书所记三海，上接康熙年间高士奇的《金鳌退食笔记》，写近三百年的苑囿变迁。但在考证历史时，又不限于康熙以后，往往追述到元、明，至甚辽、金、只是《金鳌退食笔记》、《日下书闻考》考载者，本书所记稍*，有时也引用这两本书的内容，以资参考。<

书脊题名：日本：二○○三。本书含有“经济发展”、“国内政治”、“对外关系”、“社会文化”、“专题研究”以及“资料”六部分，共收入论文25篇。

俄罗斯民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历史命运与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发展须臾不离，密不可分。本书从文化学的角度，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探讨了从罗斯受洗到苏联兴衰的俄罗斯千余年来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深刻分析了俄罗斯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条件，全面总结了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独特内涵，分析了俄罗斯精神的本质特征和俄罗斯文化的内在矛盾，力图揭示影响俄罗斯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是一本极具理论深度的俄罗斯文化专著，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与历史命运。本书可以作为外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专业的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作为从事中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本文将根据这样的思路来安排全文，全文共分三大部分，即绪论、正文及结论。而正文部分则包括四章。第一章以中世纪以来英国女性负面形象为起点逐渐展开，探讨了女性从“魔鬼”变为“天使”的形象变化过程。然而，天使形象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的积极意义，但却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女性的地位，女性反而被进一步束缚在狭小的家庭领域之中。由于这种形象与19世纪的现实社会进步的状态相悖，它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当然，对女性积极作用的肯定毕竟也为女性提供了解放自己的有利条件。而女性为寻求解放而斗争的经历将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内容。女性首先利用“天使”形象中所包含的有利于女性的积极因素，开始走向社会，逐渐在本不属于她们的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她们还开始了为争取自己作为英国社会中一个平等的人所应具有的权利而展开了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女权运动。这样，到了世纪末，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即“新女性”的形象开始出现。第三章讨论的是20世纪初第一次浪潮的女权运动获得胜利后一种新的“母亲”形象的出现。笔者将指出，虽然这种新“母亲”的形象仍然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有所偏重，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使母亲”相比，这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主动性的母亲。在第四章的当代历史中女性的“双重角色”得到确立，但家庭依然对女性有很大的约束力。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她们的两重角色间获得更大的平衡，更多的女性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她们的形象也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虽然传统观念对她们的束缚依然存在。在结论部分，笔者将对上述女性形象变化的过程，以及这些化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加以总结，并进一步强调女性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重申自己在文章开头的观点。

《法国近代哲学》是中文世界第一本详细描述和专门研究17，18世纪法国近代哲学史的著作。作者描述了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直到19世纪初法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形构法国哲学传统的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伽森狄的温和怀疑论和原学和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等思想体政治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着眼，对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作出了新的评价，并从机构论的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一种新的理解。该书视野广阔，史料丰富，论证充分、语言流畅，既是一本研究法国哲学史的很有深度的专著，又是一本适合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及哲学爱好者阅读的哲学教材。

说到长城，那是每一个中国国人的骄傲。到北京登长成已经成为中外游客的一个保留节目。因此有人说过，到北京不吃烤鸭，不到长城，就等于没有来。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长城在人们心目的地位可见是相当的显赫了。长城确实雄伟壮观，让人能有一连串的联想。长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举世闻名，被列为“世界奇迹”。今天的长城是旅游胜地，但是这里空间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它的功能空间得到了多少发挥，就不是人人都能说的清楚得了。本书以八达岭居庸关为基点，从战国到民间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战争故事。本书可看作长城的历史，也是中国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生动，情节曲折，具有可读性、资料性。

富勒（LonL．Fuller，1902—1978）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先后任教于俄勒冈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杜克大学，最后三十年在哈佛大学教授合同法和法理（任卡特法理学教授），1972年退休。在法理学领域富勒作为战后新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闻名于世，其主要法理学著述有：《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1934年）、《法律在探讨自己》（1940年）、《法理学》（1949年）、《实证主义与对法律的忠诚：答哈特教授》（1958年）、《人类的目的和自然法》（1958年）、《对内格尔教授的答复》（1958年）、《法的自相矛盾》（1958年）、《法的道德性》（1964年初版，1969年修订版）、《法的虚构》（1967）、《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和作为人类相互关系工具的法律》（1974年）、《社会秩序的原则》（1981年，由KennethI．Winston编辑，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在合同法领域，除本文之外，富勒的《对价与形式》（1941年，《哥伦比亚法律评论》）一文也非常出名，他还编著有合同法教科书（1972年第三版中曾加入“合同的作用”一节，后被收入其逝世后出版的文集社会秩序的原则））。发表此文时，富勒为杜克大学法学教授；帕杜（WilliamR．Perdue，Jr．）为杜克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此文影响及于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的修订，被法恩斯沃斯（E．AllanFamsworth）评价“引起了对合同救济问题的广泛的再检讨”；阿蒂亚（P．s．Atiyah）则认为该文“无论如何，在普通法世界的全部代合同法学术中，大概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