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美国学》是一本关于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美国的专著。书中介绍了比较美国学的定义，开展比较美国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几种理论，并以大量实例对美国及与之比较的国家的不同问题如政治思想、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文官制度、社会主义运动等进行分析和阐述。全书观点明确，论证严密，文字流畅，是美国研究的一部可读性较强的著作。本书适用于大专院校文科师生、美国研究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对美国和对美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些书是一本论述墨西哥谷地印第安人历史及其文明形成的著作，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可能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本书的前4章是写印第安人的历史的重建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先提醒读者，阐读这几章是很费用的，对这一问题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去不读。 其余各章，是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自己当时的察写成的，叙述了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据此对阿兹特克人以前是什么样子形成一种印象，这些内容读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是通过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他们制造的物品来描述他们的。

金字塔是怎样造出来的？木仍伊在高温潮湿的尼罗河畔为什么能保存数千年之久？文明创造的主人是谁？等等。由此又延伸出许多问题，如埃及古建筑中的巨古是怎样开采，又是怎样搬运的？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还是埃及人智慧的庙宇？法老的咒语究竟有没有魔力？狮身人面像为什么没有鼻子，留下的却是一个难看的大疤痕？等等。近年来，在西文又兴起了一股“金字塔能”的研究热潮，扑朔迷离的“金字塔能”真的存在吗？......为了满足读者更多地了解古埃及千古文明的期待之情，埃及研究者撰著了这本图文并茂讲述古埃及文明的书，为读者们提供一把开启古埃及文明之谜的钥匙。

20世纪已匆匆离我们而去，但它所探讨研究过的不少问题却还久久留在我们脑间。像季羡林教授所说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不但研究“拿来”西方文化、还要研究“送去”中国文化，都需要学贯中西、通博古今，既要算是学术研究中“难啃的骨头”之一，又要看作“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国际主义义务”。新近出版的由季羡林教授主编、并由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三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就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学西渐”的简明著作。该书并不沉湎于“忆古”，而是面对“全球化”多元文化碰撞的现实，将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一重提的历史，置于当今国际学坛的理论热点背景上，既辨析了西方“中心”与东方“边缘”、“东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的错讹，又梳理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寻求“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新格局”的正确认识与态度———“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为此，该书分别追述了四百多年来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受益中国文化并得以发展的史实及其意义。以史论识地指出，无论是17、18世纪风行“中国热”的英法两国，还是充满了连绵不断“中国情结”的德国；也无论是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异乎寻常兴趣”的拿破仑、后来的马拉美和现代的象征诗派，还是“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茨、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歌德与席勒、乃至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等，都接受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从而发展成如今居“世界文化的中心”的欧洲文明。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的习惯看法，在当今西方学界仍然“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来”，以致出现了包括源起“拿破仑时代”、并续至当今亨廷顿之流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文明早就衰落”论等，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研究考察”。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就在：“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与此同时，又从学理上具体辨析与评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其中既有“误读”与“误解”，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评述。他们在看到中国文化的“智慧”、“理性”、“自然”、“友谊”、“人道主义”等“伟大”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文化肌体”中的“自负”、“闭塞”、“迷信”等“病症”要害。诚如马克思曾评说过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因此，他们“出于客观的角度”所提出的批评，“往往是居于局内的中国人自己所视而不见的”。他们对上自四书五经，下至鲁迅老舍和当代作家作品的各种“洞见”，如对中国封建君权说的否定评说，“即把天的一切权威都赋予既不是永生的，又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会犯错误的这样一位尘世的统治者”；或对《聊斋》、《金瓶梅》等名著的肯定理由，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民族寓言”，是“反映了整个阶级社会中被压抑的个性。色情风是朝腐朽方向发展的社会所采取的宽容政策的必然结果”都从正反两方面，“有助于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去发现“尚未发见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作出应有的科学评价”。凡此都告诉我们，无论是“拿来”还是“送去”，双方都“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并“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唯此，在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我们的送出将和汉学家的拿来共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贡献”。这样的见解，不仅对中西文化学术交往，就是对当今国际学坛纷纷扬扬的“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争，也应当说是一贴“世界共此凉热”的清醒剂。当然，在总共不过200来页的小书中，想要全面梳理和详尽论述中国文化对欧洲长达四百多年的影响，实是不易之举。因此，书中存在资料掌握和理据论证尚欠到家等“急就篇”瑕疵，也在情理之中。如16、17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译著及其变异与意义，应作挖掘和探索；而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他既是第一个将彭湃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翻译介绍给欧洲，又是在长征后就最早著文称毛泽东是“东方救星”的第一人，他还是在中国发生“文革”时就痛惜指出这是“浩劫”的第一个批评家，对类似的学者及其思想也当探讨深究等等。然而，该书的这些瑕疵与不足，就如同它的新意与贡献及其论述主旨一样，在西学东渐并“西风”猛吹的全球化今天，对清醒的探讨“西方中心”和“东方边缘”、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等问题，以及锲而不舍的进行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的。

本书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放在世界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进程中，用历史交往论的观点加以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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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谋杀。曾经秒雄于全世界300年的欧洲大陆，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小的恐怖事件就突然卷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几十代人的孜孜追求，富有活力的自由秩序，为什么会转而成为疯狂的屠杀？是谁颠覆了人类对科学与工业化的信息？本书剖析了一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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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在许多人和各种学派现在公认的意义上，是哲学的，就是说，它想对思想的统一有所贡献。我开始从事哲学研究时就相信，这是哲学的任务，我感到有必要直接了解各别科学领域里藉之尝试使各个实际思想部分地达到这种统一并取得成功的那许多推理系列。我以为，这种通盘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拥有一幅图，上面表明当代已经形成的众多思路，是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伯和基础，比较完全的统一应当由之出发。本书正是记叙这一通盘考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