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讲述了尼禄死后的故事，再也没有神君的血统可以继承庞大的罗马帝国。在纷乱的公元69年，军人掌握政权的动向，由军团推举三人先后称帝，日耳曼和犹太民族也趁机争取独立。内战的动荡和皇位的不确定，使罗马公民陷入疲乏，他们的热情不再，冷眼看待这即将崩解的世界。公元69-98年，这是一段塔西佗笔下充满苦恼与哀怨的时代。罗马帝国面临许多冲突－帝位的争夺、同袍兵刃相向、边民伺机而动，在这一连串的考验之下，罗马能否浴火重生？或是陷入混乱的分裂，告别昔日光辉？要想克服类似“制度疲劳”的这种危机，依靠健全的常识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才是最好的办法，罗马又一次迎来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领导者。

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50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50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扬。

《拿破仑帝国（第2版）》主要内容：拿破仑究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改革的集大成者，还是扭曲甚至摒弃了革命原则的人？从更广泛的意义说，拿破仑统治法国、征服咖H的目标和结果又如何？《拿破仑帝国》（第2版）重新评价了这些核心问题，综合了过去四十年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作者从拿破仑继承的遗产开始，权衡和比较了自大革命至帝国鼎盛期间那些反映变革与延续的、互相冲突的证据。

《革命节日》是莫纳·奥祖夫的代表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该书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中世纪末的欧洲是怎样令人折服地赶上了文明程度远远领先于自己的亚洲？维姆·布洛克曼和彼得·霍彭布劳沃指出：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导致了欧洲后来始终无法摆脱的极端政治破碎局面，而它恰好促进了知识自由传统在西欧的发展，为后来几个世纪的科学与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都市社会的形成也是这种独特传统得以发展的必要因素。 两位作者试图描绘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地域覆盖全欧，远至今天的土耳其边界，时间横跨一千二百多年。涉及的各种论题包括野蛮人迁徙、都市扩大、君主政体、宗教改革、十字军远征、贸易、黑死病和中世纪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等，并对中世纪社会形成、发展和转换方向背后的驱动力进行了探索。

从美丽的卡普里岛到火烧罗马城，罗马四位臭名昭著的皇帝相继登场。随着公元14年提比略的继任，为奥古斯都缔造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画下句点，罗马帝国面临领导者危机。提比略在位的最后十年隐居于美丽的卡普里岛，但对朝政的掌控却更具手段，身后则留下可怕的声名和淫乱的传闻。 公元37年，年轻的皇帝：昵称“小军靴”的卡利古拉登基，沉迷戏剧和竞技运动，只知开源不知节流，不到四年即死于军团士兵之手。 公元41年，卡利古拉的叔父——身体残缺的克劳狄乌斯意外取得皇位，爱好历史的克劳狄乌斯未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最后竟被蛮横的皇后毒害。 公元54年，集众恶于一身的尼禄掌权，在位的十四年间，举凡弒母、火烧罗马城、迫害基督徒，无异是罗马帝国伟业没落的先声。

《光荣的法兰西：范曾论法国》中缅怀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范曾认为，奥朗德总统的这封亲笔信表明了他对中国艺术家和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

《英国史（套装全2册）》的作者与译者均是名家。本书分种族的混合、民族的造成、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及海权、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海外华族政治及工业革命的初期、机器时代的海权及民主政治的趋近等六卷，依年代的顺序，叙述自远古至1918年的英国要人大事经过，同时又不忘以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海外事业为根据而论列到社会发展的种种。是一部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趣味性的整体性历史读物。

《种子与灵光：王阳明心学喻象体系通论》作者鲍永玲借鉴现代隐喻认知理论，对中国思想传统里的若干喻象体系进行溯源式和扩展式考察，并在儒道释融合的思想背景下重建阳明心学的“家谱”。《种子与灵光：王阳明心学喻象体系通论》从这种坐标式的文本梳理可绘出大致的“隐喻地图”，阳明心学里的“镜喻”来自老庄和佛教，“植物喻”来自原始儒家；“镜喻”暗示圣愚皆同的“知”，“植物喻”暗示人类共通的“仁”。宋明理学家努力将“镜—知”喻象体系纳入“植物—仁”喻象体系，并试图消弭二者在融合解释“心”之“本体”时产生的裂隙，此趋向在阳明心学里尤为登峰造极。但这种努力在明末清初遭到儒门学者，甚至包括日本古学者（如伊藤仁斋等）等从儒学体系内部的激烈批判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