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史》是俄罗斯古典学界对东方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古典的视角，翔实叙述了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古代亚细亚国家的自然条件、考古文献、社会制度，以及农业、水利、商业、战争、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特质和文明演进，向读者展现了希腊—罗马之外的几乎所有古代世界的面貌和这些东方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

两百年前的欧洲，戴假发、穿筒袜也是时尚。不过是男人的时尚。这是一个混沌与曙光交错、陈腐与机遇混杂，芜杂喧闹、良莠并陈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哲学王子”的帕拉塞尔苏斯在提炼可以点石成金的“第五元素”；那个时代，作医生可以一辈子研究医书，而不必给病人看病；威斯特乏利亚和约规定了各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而敬虔运动却超越了国界，风靡一时；伟大的笛卡尔和洛克已经开创了新哲学的道路，但他们也都热忱地用他们的理论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信徒则愤怒于他们没有资格用理性仲裁信仰；牛顿、惠更斯、哈雷正在挖掘新科学的宝藏，同时也一并将中世纪的渣土放入囊中……同时，这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时代特质有着清醒判断的时代，就像托马斯·潘恩所宣称的，他的时代叫“理性时代”。无论人们对启蒙运动如何评价，至少这一点没有改变——它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给白己命名的时代。

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本书二十年前初刊至今，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现经作者校订原作，增补大量内容，并从更能彰显历史时空连续性的角度，调整编次，从而成为较初刊更加完整精到的名家名作。与本书相关之《走出中世纪二集》也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

本书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系统地研究了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五月运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思潮。1968年，不满的情绪在法国巴黎的大学内积聚。现存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加之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不满，激起了学生中的激进主义。5月3日，警察粗暴地开进索邦大学制止学生集会，引发了骚乱。局势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罢工。1000万工人卷入罢工。戴高乐政府出现危机。5月底，戴高乐镇定思绪，积聚起勇气和支持者，使局面得以扭转。这一事件史称“五月运动”（“五月风暴”、“五月事件”）。作者深入分析了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它们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此后的社会走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迈克尔·曼分析了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权力关系的历史。他主要关注于法国、英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根据这些细致的帝国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阶级冲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新理论。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一卷。迈克尔·曼定义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即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通过从新石器时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时代、中世纪欧洲乃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的权力叙述，作者探讨了这四种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舍弃了陈旧的“社会”概念，取而代之以一个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的模型。运用这个模型，作者在本卷中对国家的出现、社会分层、城市政治、军事帝国、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变化提供了自己的解释。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汤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到1977年，共出版了46卷。《国际事务概览》以第二次世界大点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字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和有关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国际事务概览·经二次世界大战》按专题编写，共11卷：《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卑的中东》。全套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教述了战争期澡、战前和觇后一段时同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破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国际事务概览·战后国际关系》接年份编写，共12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500年来，在人类现代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9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本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历史故事的形式，运用富有思辨性的语言，描述了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竞相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历程。全书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高度，以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深入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十二集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分别附在各册书中。有心人不难看出电视工作者在做这样一部纪录片时的认真和谨慎：从历史的故纸堆，到足迹踏遍欧、亚、美的实拍，到遍访名家深入交流，最后才形成电视屏幕上的一集纪录片。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过去多为他人作品写序，现在轮到为自己的文稿作序，却感到难于下笔。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陈。然而在整理旧稿时，不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是几位恩师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我因病滞京，又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又转入历史系。在这里我遇到了邓之诚、洪业等多位名师。他们的殷勤教诲把我引进了这博大精深的史学领域，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为我树立了毕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国史，但事与愿违。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　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转而从事翻译。感谢翁独健先生，我的试译是当年在他的《亚洲史》课堂上开始的。他交给我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 Haute Asie）的论文抽印本，让我译出供班上同学参考，从此引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50年代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鼓励我承译一些项目。我年轻气盛，一下子便认定《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两种，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当时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于讲课之外还有行政工作，翻译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单元进行。在完成《查理大帝传》后，另一部《法兰克人史》只能同爱人合译，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从此结束了。两书稿接近译成时，四清运动开始，这种“大洋古”的货色岂敢发表，深藏箧中，侥幸地躲过“文革”灾难。　“文革”过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我当时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风化雨。曾有《临江仙》词写道：“巳分披离霜后草，何期重沐春风。须将微意答天公。黄昏犹未晚，珍重夕阳红。”不曾想到，这未晚的黄昏竟持续了二十年。　在学史以前，我读过两年的英国文学专业，对莎士比亚时代薄有基础。在搞世界中世纪史科研走投无路的时候，便起了专攻都铎英国史的念头，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种空幻。“文革”后，我受命培养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点。我便利用时机建立都铎史研究的园地。由于师生同心协力，园地渐具规模，二十年后，竟也是佳木成荫了。为了充实自己，我也大量阅读从英国引进的新书，勤奋程度不亚于青年学子。值得得意的是，我从众多英国名家中识别出后来成为英国“修正史学”泰斗的G．R．埃尔顿，较早地把他介绍给国内同行。　这时商务印书馆将我那两部译稿付梓，并收入我所喜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继续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和年龄老大，已经是心余力绌了。我对这套丛书的关爱始终不减，多次接受商务的委托，为其准备出版的名著撰写序言，对新书作些介绍。《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把这套丛书称作“世界精神公园”，文中还提到了我，于是我也戏称自己是这个公园的“义务灌园叟”。　在大学最后的一年，我曾选修过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地点就在邓府，讲课采取谈话方式。先生旁征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书极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许我浏览。于是我便产生了此后专事这个领域探讨的想法。毕业后在中学教课之余，也在这方面蓄积材料。调人北京师院后，虽然改教世界史，然对明清史未能忘怀。“文革”结束，趁着系内组织编写《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一书时，也领到一些任务，写了“三次篡权”一章。虽然水平有限，也愿收进集中，作为对邓师的永恒怀念。　最后谈一下我对诗词的情结。幼年时，先母以唐诗为我开蒙，从此培养了我对诗词的喜好。中学毕业报考高校时，我的志愿是以五马三沈驰誉中外的北大国文系。但在考中后却被西语系录取，不无遗憾。考进燕大后，遇到了顾随、郑骞两先生。顾先生在国内被推为词坛巨擘，郑先生在台湾被尊为当代鸿儒。我选修了顾先生的“词选及习作”和“曲选及习作”，郑先生的“诗选及习作”。承两先生的殷勤指点，使我略窥门径。当时国难家愁萦怀，加以少年情思，在专业课之外，遂沉湎于诗词写作。有些自以为尚可的作品，深藏箧中历时周甲。工作以来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间虽几罹文字之祸，依然积习未改，又复积存多篇。友人劝我结集，我则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务同志见爱，许附书末，因而检选若干，聊存平生行迹而已。　回忆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转眼之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前30年，虽然黾勉从事，但除教学与行政之外，于科研几无所成。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盛世，我虽已年迈，幸得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绩。与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特别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务印书馆又许我将零星文章汇编成集，则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愿向常绍民先生表示感谢，是他对编印本集给我以许多鼓励，并对内容的编排作了改进。我也愿向本集的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表示感谢，是她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我还愿向我的爱人寿纪瑜表示感谢，是她对我这几十年的著作加以厘订，编排，才形成这本小册子。该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戚国淦先生的自选集，收录了戚先生多年来为国内翻译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名著所作的多篇序言及部分研究论文，书中还记录了戚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词作。

《世界上古史纲》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研究撰写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专著。主要以文献史料及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为基础，对世界上古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从城邦到帝国”的古史发展理论。本书为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中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对当今的研究与教学亦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鉴于《史纲》的重要学术价值，且其年代较早，至今已易觅得，天津教育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印，希望有补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