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序，鼎力推荐青少年人文素质必读书。北大青年学者数十年读书心得完美分享。中外文化是万仞群峰，我们不应该畏其高峻而仓皇躲开，更不应该看了两眼而自以为已经了如指掌。我们所能做的，是尊敬地在山脚下仰望，勤快地在山道口打听，简单说来，也就是：知道点。“不知道”是可惜的，区区五尺之躯，不以文化群峰作为背景，只是一种无觉无明、平庸卑琐的生理存在。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谁，对此，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一种荣辱感。但是，紧接下来的问题是，必须提防人们对于文史知识的沉溺，必须在文化的群峰间标画一些简明的线路，在历史的大海中铺设一些浮标的缆索，使人们既领略山水之胜又不至于沉溺。这种做法用一种通俗用语来表达，就是不必知道得太多、太杂、太碎、太滥，只须“知道点”。——著名学者 余秋雨古埃及金字塔里隐藏着什么秘密？神秘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有什么意义？古代印度为什么会出现种姓制度？为什么会爆发世界大战？法国为什么向美国赠送自由女神像？著名的雕像《大卫》是如何完成的？……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点。“知道点”丛书落脚点虽然宏大，着眼点却是谦虚俏皮，北大青年学者数十年读书心得完美分享，图文并茂，带你领略世界文化与历史的博大精深。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迈克尔·曼分析了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权力关系的历史。他主要关注于法国、英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根据这些细致的帝国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阶级冲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新理论。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一卷。迈克尔·曼定义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即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通过从新石器时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时代、中世纪欧洲乃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的权力叙述，作者探讨了这四种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舍弃了陈旧的“社会”概念，取而代之以一个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的模型。运用这个模型，作者在本卷中对国家的出现、社会分层、城市政治、军事帝国、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变化提供了自己的解释。

本书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系统地研究了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五月运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思潮。1968年，不满的情绪在法国巴黎的大学内积聚。现存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加之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不满，激起了学生中的激进主义。5月3日，警察粗暴地开进索邦大学制止学生集会，引发了骚乱。局势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罢工。1000万工人卷入罢工。戴高乐政府出现危机。5月底，戴高乐镇定思绪，积聚起勇气和支持者，使局面得以扭转。这一事件史称“五月运动”（“五月风暴”、“五月事件”）。作者深入分析了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它们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此后的社会走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从世界各国历史的数千帝王中，挑选出100个，并按其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出座次，每人一篇传记，内容包括该帝王的生平、经历、功过是非等．并论述他们所居位次的理由。《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不属于学术著作，代表的只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作者个人观点，因为影响的大小缺乏一个量化的标准，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性。《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曾在100多家网站引发激烈争议。通过讨论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正是《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汤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到1977年，共出版了46卷。《国际事务概览》以第二次世界大点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字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和有关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国际事务概览·经二次世界大战》按专题编写，共11卷：《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卑的中东》。全套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教述了战争期澡、战前和觇后一段时同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破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国际事务概览·战后国际关系》接年份编写，共12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本教材是世界通史的现代部分，叙述了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在世界现代史时期，人类不仅进一步推进了开始于近代晚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而且实现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革命，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领域极大地扩大和深入，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飞跃。《博雅华大·历史学系列教材·世界通史：现代卷》分两编，上编主要讲述了20世纪上半期世界的危机与动荡、革命运动的高潮、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暴政、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下编主要叙述了20世纪下半期的东西方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局部战争、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全球化的发展等。

《华大博雅高校教材·历史学系列教材：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注意汲取中外已经出版的各种版本世界史的长处。首先，在体系上有所突破。它在注意到世界史的世界性的同时，适当照顾到古代世界各文明相对孤立的状态。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人类的原始时期，主要叙述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最终转变为现代人的历史；中编为早期文明和古典时代，叙述农耕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发源与初步发展，以及古代各大文明鼎盛时期的成就，同时注意到游牧世界的特点及其对农耕世界的作用；下编为划分为地区的世界，叙述人类从约公元500年至约公元1500年的历史发展，其中同样涉及游牧世界的冲击及其历史作用；最后一章对15-16世纪世界历史大势进行归纳总结，指出东西方文明的天平开始倾斜，世界即将进入由西方掌握霸权的近代时期。其次，在具体叙述的过程中，注意汲取有关研究的新成果，对重要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对一般的过程则一笔带过，力争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更多的信息。再次，篇幅适中。古代史部分和中世纪史部分合起来不过40万字左右，比较适合在一个学期里完成教学。每一章后面列有参考书目，便于学生查找有关资料。

本书作为大学历史学专业教科书，在编写线索上涉及国别、地区、专题、理论和资料等各个方面，在具体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有的方面是我们自己多年从事研究的专业领域，有的方面则超出了我们的专业领域，为了使本书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更能体现近年国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更能贴近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使专业学习和研究更能贴近社会需求，我们借鉴和征引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成果和观点。因本书体例的限制，无法在行文中——列出征引出处，我们就将本书涉及和征引的有代表性的文献列入本书所附“参考书目”之中。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过去多为他人作品写序，现在轮到为自己的文稿作序，却感到难于下笔。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陈。然而在整理旧稿时，不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是几位恩师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我因病滞京，又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又转入历史系。在这里我遇到了邓之诚、洪业等多位名师。他们的殷勤教诲把我引进了这博大精深的史学领域，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为我树立了毕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国史，但事与愿违。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　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转而从事翻译。感谢翁独健先生，我的试译是当年在他的《亚洲史》课堂上开始的。他交给我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 Haute Asie）的论文抽印本，让我译出供班上同学参考，从此引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50年代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鼓励我承译一些项目。我年轻气盛，一下子便认定《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两种，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当时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于讲课之外还有行政工作，翻译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单元进行。在完成《查理大帝传》后，另一部《法兰克人史》只能同爱人合译，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从此结束了。两书稿接近译成时，四清运动开始，这种“大洋古”的货色岂敢发表，深藏箧中，侥幸地躲过“文革”灾难。　“文革”过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我当时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风化雨。曾有《临江仙》词写道：“巳分披离霜后草，何期重沐春风。须将微意答天公。黄昏犹未晚，珍重夕阳红。”不曾想到，这未晚的黄昏竟持续了二十年。　在学史以前，我读过两年的英国文学专业，对莎士比亚时代薄有基础。在搞世界中世纪史科研走投无路的时候，便起了专攻都铎英国史的念头，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种空幻。“文革”后，我受命培养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点。我便利用时机建立都铎史研究的园地。由于师生同心协力，园地渐具规模，二十年后，竟也是佳木成荫了。为了充实自己，我也大量阅读从英国引进的新书，勤奋程度不亚于青年学子。值得得意的是，我从众多英国名家中识别出后来成为英国“修正史学”泰斗的G．R．埃尔顿，较早地把他介绍给国内同行。　这时商务印书馆将我那两部译稿付梓，并收入我所喜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继续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和年龄老大，已经是心余力绌了。我对这套丛书的关爱始终不减，多次接受商务的委托，为其准备出版的名著撰写序言，对新书作些介绍。《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把这套丛书称作“世界精神公园”，文中还提到了我，于是我也戏称自己是这个公园的“义务灌园叟”。　在大学最后的一年，我曾选修过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地点就在邓府，讲课采取谈话方式。先生旁征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书极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许我浏览。于是我便产生了此后专事这个领域探讨的想法。毕业后在中学教课之余，也在这方面蓄积材料。调人北京师院后，虽然改教世界史，然对明清史未能忘怀。“文革”结束，趁着系内组织编写《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一书时，也领到一些任务，写了“三次篡权”一章。虽然水平有限，也愿收进集中，作为对邓师的永恒怀念。　最后谈一下我对诗词的情结。幼年时，先母以唐诗为我开蒙，从此培养了我对诗词的喜好。中学毕业报考高校时，我的志愿是以五马三沈驰誉中外的北大国文系。但在考中后却被西语系录取，不无遗憾。考进燕大后，遇到了顾随、郑骞两先生。顾先生在国内被推为词坛巨擘，郑先生在台湾被尊为当代鸿儒。我选修了顾先生的“词选及习作”和“曲选及习作”，郑先生的“诗选及习作”。承两先生的殷勤指点，使我略窥门径。当时国难家愁萦怀，加以少年情思，在专业课之外，遂沉湎于诗词写作。有些自以为尚可的作品，深藏箧中历时周甲。工作以来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间虽几罹文字之祸，依然积习未改，又复积存多篇。友人劝我结集，我则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务同志见爱，许附书末，因而检选若干，聊存平生行迹而已。　回忆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转眼之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前30年，虽然黾勉从事，但除教学与行政之外，于科研几无所成。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盛世，我虽已年迈，幸得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绩。与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特别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务印书馆又许我将零星文章汇编成集，则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愿向常绍民先生表示感谢，是他对编印本集给我以许多鼓励，并对内容的编排作了改进。我也愿向本集的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表示感谢，是她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我还愿向我的爱人寿纪瑜表示感谢，是她对我这几十年的著作加以厘订，编排，才形成这本小册子。该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戚国淦先生的自选集，收录了戚先生多年来为国内翻译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名著所作的多篇序言及部分研究论文，书中还记录了戚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