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国歌的确定，都与这个国家诞生的历程密切相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的时候，那时，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绝兴灭的唯一抉择。靠着由4亿人民的血肉筑成的这道长城，最终，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侵略者征服，并且彻底地打败了侵略者。而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近代以来一直积弱积贫的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接续下来的便是，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新中国不久之后就诞生了。由此可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对于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其实，被新中国确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着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于世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由此可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瞩目的重要事件。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内乡）人，出身于一个以儒学见长的世家大族。高祖晷，官至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汪，曾任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宋书·范泰传》说他“以经术名于时”，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二十卷流传至今。范晔的父亲范泰更是一个“博览篇籍，好为文章”（《宋书·范泰传》）的著名文士，晋时先后担任过侍中、度支尚书等要职，刘裕称帝之后，又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深得刘裕的信任，卒后被追赠车骑将军。范晔是范泰的第四子，为母亲如厕时所生，因为其额被砖所伤，所以以砖作为小名。堂伯范弘之无子，范晔出生后乃出继给范弘之为子，因而袭封武兴县五等侯的爵位。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范晔传》），多才多艺。十七岁时就因为才名被雍州刺史鲁宗之辟为州主簿，但范晔并未就任。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年仅二十一岁的范晔被当时担任晋相国的刘裕所辟，任相国掾，深得刘裕的赏识。刘裕代晋后，范晔被任为刘裕第四子彭城王义康的军府参军。宋文帝即位，范晔又先后担任了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从事中郎、吏部侍郎和宋文帝的次子始兴王刘溶的后军长史等职。元嘉十九年（442），范晔升任左卫将军，掌禁军，参预朝廷机密。元嘉二十一年（444），他又被任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成了宋文帝最为信任的亲近大臣之一。次年，以谋立彭城王义康罪被杀，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范晔博学多才，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后汉书》以外，根据《隋书。经籍 志》的记载，隋时他尚有《汉书缵》十八卷、《百官阶次》一卷、诗文集十五卷 行世。但这些作品已经散失，今所存者，除了《后汉书》外，仅有《双鹤诗 序》一篇和《乐游应诏诗》一首。

《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一、陈寿与《三国志》陈寿，字承祚，生于蜀建兴十一年（233），卒于西晋元康七年（297）。祖籍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这里曾出现过司马相如、扬雄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初仕蜀汉，任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蜀亡，复为官于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陈寿的传记见于《华阳国志》和《晋书》，两书对陈寿入仕经历的记载稍有不同，在此不再赘述。《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称其少时从学于蜀国第一流的学者、经史学名家、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晋书·儒林传》曾把蜀国太学中师事谯周的学生譬作孔门弟子，陈寿则被喻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游。陈寿所撰《三国志》问世后，立即为他赢得了无上的荣光，时人评价该书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尚书郎范颓等人推奖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意谓《三国志》虽文采略输司马相如，但内容却远胜之。陈寿还曾经撰写了《古国志》，被同时代的中书监荀岛、中书令张华称许为‘‘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可惜的是，该书与他另外的一部《益部耆旧传》，都没有能够完整地流传下来。后人对陈寿却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而这也使《三国志》蒙受了“秽史”的恶名。

《史记》是一部优秀的史学巨著，它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作了深刻大胆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就反映了官吏的残暴；即使是帝王自身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等，作者也都用不加讳饰的语言给予尖锐的抨击。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都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难”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魏公子列传》赞扬了侯赢、朱亥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货殖列传》则通过对商贾活动的描写，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书中，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优伶、医者、卜者等各类人物都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剪影，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撰写时，采取“实录”的态度，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使得《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后来的一切官修史书。本书在保留原文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简洁易懂的翻译和注释，使读者能够消除阅读上的障碍，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先通读原文，然后再对照翻译和注释。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您一定能更好地感受到《史记》在故事架构、情节设计、人物语言等方面所独有的艺术魅力。

《三国志》是一部记述三国时期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之一。《三国志》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分别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为《吴主传》，只有传，没有纪。这是史家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与小说《三国演义》尊蜀抑魏明显一不同。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完成。书成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其成就可见一斑。《资治通鉴》全文共294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间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先河，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记录史事，大大扩展了纪传体史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容量。其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

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下放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1700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20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规模的运动），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晚清宫廷实纪》是吴相湘先生的成名作，1952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晚清宫廷实纪》依据大量故宫档案和私家史料，通过对帝后生活起居的观察，发现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例如有关辛酉政变、慈禧临朝、湘军勤王、同治早死的传闻，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捕风捉影，真相难辨，现在经过《晚清宫廷实纪》的揭示，都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晚清宫廷实纪》在史料的运用上以小见大，寄寓深远，研究方法新颖独特，在史学界享誉甚久，被剑桥《中国历史》列为清史研究的必读书目。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取材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以记载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等情况。全书共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资治通鉴》史实考信，史论精当，考评历史兴衰，镜鉴后世治道。 该书白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马上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专请儒士为他们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用蒙古语言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更对此书倍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 “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1018—1086年），字君实，陕西夏县（今属山西）人。自小聪明好学，20岁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他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开始钻研史学。司马光认为，《春秋》之后至北宋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历代史书繁杂，人们不能便览。他要以左丘明《左传》的形式，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以成一家之书，为方便读者阅读。这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原因。 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并通过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资治通鉴表》）可见，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君主提供治国经验和教训。

科考路上几经失意的袁世凯为何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洪宪帝制的真相竟然是为了冲破“家族魔咒”？性情火爆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一生清廉、不取一文？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曾暗中参与张勋复辟？北洋元老徐世昌如何在风雨飘摇中把持朝政？开国元勋黎元洪二度出山为何受辱而归？布贩子曹锟贿选总统只图一乐？吴佩孚何以成为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第一人？财神梁士诒为何“要头不要脸”？章疯子章太炎为何要大闹总统府？……历史镜头摇摇曳曳，那些看不明、看不懂、看不清的珍闻趣事，不登大雅之堂却入酒肆笑谈中，可千万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把野史不当历史。在官史煌煌不敢说、不便说、不屑说处，剥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面具，透过趣闻、花絮、杂碎的雪泥鸿爪，却窥见了乱世军阀操弄权术的心机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