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校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至少有七千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暂缺简介...

刺杀是一个晦暗阴沉的话题。但在人类历史上，它却像剥不掉的皮癣一样与我们如影随形。那些震惊世界的刺杀事件，一次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瞠目结舌。《杀手在行动：24位世界名人的遇刺之谜（图文版）》收入的遇刺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遇刺，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原定轨迹。而事件中深藏的幕后疑云，更让人们旺盛的探知欲欲罢不能。但是，我们被告知的并不全是真相，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本身。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克服了以往史书详于宋而略于辽、金、元之弊，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本书沿袭《资治通鉴》之义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另参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所作考异，“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这也是可取之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史论二百零九篇，其中选录前人之作计九十五篇，其本人撰写一百一十四篇，冠以“臣光日”。徐乾学在《通鉴后编》中亦仿著“臣乾学”。《续资治通鉴》则不用此例。毕沅认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所以本书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亦可由读者自己评论。据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续资治通鉴》成稿后，复经邵晋涵审阅修订，“即大改观”。时毕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但不久，毕沅死于军中，其家很快被抄，邵氏之修订本，下落不明。“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此亦为一憾事。本书为清代学者续纂，其下限年代理应延至明末。但因当时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明代史事之记叙，易触犯文网，引火烧身，编纂者只得付之阙如，留待后人补纂。此亦为文人学者不得已之苦衷也。此外，《续资治通鉴》之文字，似稍逊于《资治通鉴》，其原因是由于照录旧史原文较多，未加裁炼，以至通畅流利不够。总之，《续资治通鉴》就其质量来看，的确达到了“后来居上”的地步，水平确已超过以前同类著作，对于了解我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文化、科技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的两宋、辽、夏、金、元各个王朝这一时期的史实来说，确实是一大历史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资治通鉴》又不可不读《续资治通鉴》。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弘扬祖国历史文化，我们在参阅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编译了这本《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以飨读者。本书既译又注，同时，译文力求通俗易读，使其既适合于专业工作者，又适合于普通大众读者。

记住战争，是为了和平。记住历史，是为了将来。仇恨可以放下，历史决不能忘！决不能忘！！每一个中国孩子人手一册每一个中国家长人手一册每一个中国人人手一册中国孩子必须永远铭记历史。

《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试图以绍兴覆盆桥思仁堂寿氏家族作为首选的研究对象，力求全方位地搜集、发掘、梳理和研究这个家族史料，重点探究其清末民初鼎革时期的历史，感受其时代的风风雨雨，真实记录其文化传统的光与影，从而汲取我们所需求的思想、精神和其他有用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思仁堂寿氏家族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作者痛苦的经历与德国纳粹造成的浩劫紧密相连，作者的经历是我们了解集中营及大屠杀那场浩劫的重要渠道。它为历史学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劫难的历史真相。读过之后，相信广大读者的心中有了一个幸存者完整的形象，会让我们感受到浩劫本身就发生在“普通”的人类社会之中，而不是在遥远的其它星球。

一八六四年七月廿三日，天京城被曾国荃率部突破，李秀成领千余人护幼主突围后，在南京方山丁村被村民俘获，献至清营。廿八日，曾国藩由安庆抵金陵，亲审李秀成并令其书写供词。是年八月七日，曾国藩杀李秀成，之后将李秀成所写供词删改，命人抄写二份，一份送清廷军机处，另一份则交其子曾纪泽保存，并于安庆刻板付梓曰《李秀成供》，此即世所称“九如堂本”，而李氏供词手迹原稿则秘不示人。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名《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藏”原稿始公布于世。安庆九如堂刊印本共二万七千八百一十八字，而湘乡曾八本堂藏李秀成亲供手迹较刻本多九千余字，约三万六千一百字，计七十四页。除此手迹与刻本外，光绪末年，扪虱谈虎客根据曾刻本再加删改，交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吕集义先生曾获阅曾氏家族秘藏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用“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五千六百余字，并摄供词手迹照片十五帧，出版铅字排印“广西通志馆”本。李秀成供词版本流序，以上述四种为主，余则不足论。李秀成（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六四年），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一八五一年参加太平军。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一八五六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一八五七年十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一八五八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越年封忠王。一八六零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一八六三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供词中对太平天国的兴衰过程及人物、战役等皆有记录，史料价值甚高。历史学者每从李秀成供词里获得太平天国详细资料并引发争论。但因供词原稿秘不示人，世人对李秀成、曾国藩之论多援传说，因此，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对厘清历史、比勘史料颇具价值与意义。此版按曾约农“湘乡曾八本堂”藏本原貌影印，原册高一七三厘米，宽二七厘米。

国民党1927年逐步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强化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和树立蒋介石的独裁威望。在全国各地都举办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其中以江西庐山训练团、四川峨眉训练团最为著名，训练团的成员是来自各派系军队的高级军官，地方荐任以上的官员，大学，中学校长，讲授三民主义的官方课程。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目的是向参训人员灌输国民党可以救中国。蒋介石是当然领袖的思想观点，为巩固其反动统治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大批培养基层军事干部投入战场，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军事干部训练团。又称“国民党军事干部战时训练团”。下面分为战干一团、战干二团等等，吸收大批流亡和失去家园的学生加入，毕业后担任国民党军的基层军政主官，训练团授课以军事为主，讲授国际形势，抗战前途。游击战术，一般的武器性能，使用维护方法，简单的识图用图知识，曾为国民党军队培养大批基层军政干部。

《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编撰出版工作自1999年正式启动，历经11个寒暑春秋，经多次修订，这项凝聚近千学人、出版人心血与期盼的工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我们深感欣慰。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此项工作之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煌煌141卷的《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当是前无古人！此前不是没有相关的出版物，然数家出版社少则数种十数种，多则三五十种，之后再无下文，留下了历史的缺憾。究其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不外乎今日世界之大，国家之多，缺乏专门研究，势必有“难为无米之炊”之叹。一百多个国家，常为人们所关注的又有多少个？那些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国家，相关资料的积累自然就很有限。加之一些国家自身发展的曲折，使得其发展变化的历史益形复杂，要把握其发展演化的脉络也就更为困难。我们很幸运，一是有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大环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而进一步加深了解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二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国家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为依托；三是有国家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四是有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鼎力相助。当然这中间也包括我们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141卷的《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它们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民俗情况，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的“窗口”。这套书既可以作为学术参考资料，亦可以作为收藏品珍藏。适合各国驻华使馆，对象国驻华商务机构，各级政府及涉外机构，各大旅行社，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涉外工作者，大、中型图书馆，大学、中学及其他专业学校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