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农祥（六三二-七〇八），字庆伯（一作庆百），号星叟（一作叟），别号孤独微生、大涤山樵，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浙之盐官人。三世祖自盐官徙海宁，又为海宁人。……考讳太冲，明崇祯辛未进士，由翰林庶吉士历官侍讲学士。”吴氏少奇敏，读书一览成诵。吴父官南雍时，吴氏随往，得遍识南雍耆旧，如黄道周、傅鼎铨、徐孚远、彭而述、黄淳耀、朱大典、张国维等，皆得从游。且家富藏书，曾与弟农复登楼去梯，尽读所藏书。明亡，随父避居荒寺。“皇朝定鼎，江南悉平，学士公乃人居省城。……命先生勉应童子试，补钱塘博士弟子。”时与吴任臣齐名，呼作“二吴”。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举博学鸿儒，徵至京师。客大学士冯溥所，与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并称“佳山堂六子”。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既入明史馆，王嗣槐廷试虽不及格，但亦以中书舍人用，惟吴氏与徐林鸿报罢。或曰：“召试体仁阁，时同试者八十余人，咸属目先生。中有忌先生者，匿其卷不得，因报罢。”（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后宰相欲复荐之，吴氏曰：“李白不云乎，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撞折牙，永息机用。岂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于是买棹归里，楗户读书，欲以着述成名于后世。总督李之芳定闽乱，闻其名，欲留之幕中，亦固辞不应。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吴氏邃于学，工诗古文，为文章才辨宏博，驰骋百家，尤精于《易》，熟悉明代史事。胡荣《徵君吴庆百》诗曰：“吴公世谊交，予少即倾企。直笔撰春秋，不作炎凉势。雄风思破浪，博学重天帝。才高难见容，归而学益秘。纵情山水间，鹿门乃避世。高车常枉顾，一尊横天地。下笔走千言，清风生论议。豪迈迥不群，望之欲趋避。”（《容安诗草》卷二）嘉道间钱塘学者陈文述《南屏怀吴庆百》诗曰：“隐君孤抱托烟霞，手着新书成一家。老筑草堂就松树，自营生圹种梅花。古台琴韵招归鹤，邻寺钟声散暮鸦。便欲重题高士坞，太初遣址石林斜。”自注：“庆百名农祥，着录甚富，今皆不传。闻骈体文旧藏随园，求之不得。”（《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一）只可惜其着述基本未刊刻，外间流传极少。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所列，着有《舆图隶史》八十卷、《钱邑志林》四十卷、《蕉园杂记》三十二卷、《诗古文词就正稿》七十二卷、《流铅集》二十卷、《金陵集》十卷、《心苏集》五十卷、《秋铃集》十卷、《南归集》三十二卷、《雪鸿集》十卷、《未忘集》八卷《京江集》四卷、《绮霞集》二十四卷、《澄观堂诗钞》三十卷，计四百二十二卷。

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临近辽东湾、渤海湾海岸的东北、华北地域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疆域覆盖范围包括今天辽宁、河北的一部分，四至地理点包括今天辽宁的北镇、阜新、朝阳，河北的承德、遵化、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点。北燕的建立者是长乐信都人（今河北冀县）冯跋，都城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北燕自东晋义熙五年（409）接续后燕而立国，到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被北魏灭亡，仅仅存在了28年。北燕政权存在的28年的历史时段，在古代中国的南方，正是东晋王朝走向灭亡和南朝宋建立稳固统治的时期；而在北方，则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开始崛起壮大的时段。建立北燕政权的冯氏家族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交流方面，同西域甚至中亚以西的欧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辽金史论集（第十七辑）》是以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绥滨首届完颜家族起源问题研讨会提交的90余篇论文为基础精选出来的。全书共分两个部分：辽契丹史学研究、金女真史学研究。内容涉及辽金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民族古文字等诸方面，比较全面反映了辽金史研究的一般状况和动态，也代表了现今辽金史研究的水平。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报道与评论/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编纂收录的资料主要是《益世报》中关于国联调查团的报道和评论，起止时间为1931年9月到1933年3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中日纠纷诉诸国联。经过数月的争论，国联决议派遣调查团前往远东，调查满洲问题和中国的一般形势。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又称李顿调查团。作为民国时期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报刊之一，《益世报》密切关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冲突情势的发展，对李顿调查团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和评论，披露了许多关于调查团的重要信息。本册文献收录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讨论并决议派遣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的过程；二、李顿调查团从日本到中国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天津、北平等地的调查情况，特别是与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当局、各地民众团体和各界代表、原东北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形；三、调查团抵达东北后，在日本、伪满干扰下赴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对九一八事变和中日纠纷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形，以及与日本和伪满政府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况；四、调查团第二次赴日交换调查意见，以及返华后编制总报告书的经过；五、李顿报告书的发表，以及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评价和反应；六、国联以李顿报告书为依据，处理和裁决中日纠纷的经过；七、中日两国围绕国联展开的外交折冲和政治应对，以及各国对中日争端的态度和国际舆论情形；八、国联最终决议案的出台和日本退出国联的经过；九、《益世报》社论和时事评议类文章；等等。

《近代以来日本政军对华档案要目（1868-1986）》对日本外务省编纂的外交文书、美国所藏日本政府及陆海军省档案、亚洲历史中心所藏日本政府战前档案做了收集和整理，编制了1868-1986年间日本政府和军方涉华档案文书的目录总汇，是我们了解日本国家正式的对华政策和外交行为的重要导引和纲目，可供国际问题和世界史的专业研究者和媒体工作者等学习参考。

本书分七个部分，绪论总述了厦门的地理、气候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条件以及厦门因之而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特征；第一至第三章，以时间为轴线，探讨了厦门自宋至民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兴盛和变迁；第四至第六章，重点讲述厦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并普及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知识，研究厦门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一步增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责任感。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楚辞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字词训诂、作品诠释层面，本书则着眼于作家层面，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通过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解决屈原世系、生平、仕履、放逐、沉江五大环节中的历史疑难，推进屈原研究的进展。

《宁夏农垦史》着重叙述当代宁夏农垦事业的创立、改革与产业发展历程，重点研究国营农场、军垦时期的农建十三师和农五师、知青在农垦、农工商一体化、生产责任制改革、农业分区建设、场办工业、土地管理、农业产业化、历史经验等问题：当代宁夏农垦在保障自治区农副产品供给、示范现代农业、安排城乡就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宁夏先建成现代奶牛养殖场，产出牛奶；建成啤酒厂，产出宁夏的啤酒；引进酿酒葡萄种植与加工技术、出品宁夏的干红葡萄酒；开发沙湖，打造宁夏的一个5A级景区；领先发展设施农业，为港澳市民献上宁夏的第—箱优质菜；等等。宁夏农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田野知识，不同学科各有所执，也各有所成。不过，田野知识并不是为学科分类与学术领域的划分而存在。按照我的经验，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在田野知识中就很难划分边界；民间信仰、游艺娱乐、传统武术、节日庆典、日常生计……也都在民众生活中交错钩连。或许正因于此，我的田野研究从来难有前瞻后顾若干年的严整规划，说“跨界”显然是夸张，应该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混界”。作为我近十多年来的“混界”所获，《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中有田野邂逅发现的惊喜，有苦思难解问题的暂存，大致是我田野思考脉络的真实呈现。每每在不同田野点、不同学术疆域的转换腾挪之际，刹那间惚兮恍兮，竟难辨我正启新程还是踏上归途，这真是种奇怪的感觉。“混界”的学术生活，终究难言结果与归宿，我对此明晓并坦然以对。在田野中东奔西走，所见并非都赏心悦目，内心就有了五味杂陈。原本一直认定的神圣，乍然显露世俗真身，从此有了斑驳模样；邂逅于街头巷尾的凡夫俗子，每于瞬间显现神奇，却又迅即复归平淡。我却更有了行走田野的动力，且视为此生宿命。我常与自己商量，人生在世无非是生活与思想，二者应相互滋养而非相害相违。屈于生活而思想苟且，或慑于思想而生活干瘪，两种人生都不可取。行走田野，适于思想，也无碍生活，即便“混界”一世又何妨。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有助于建构东汉的合法“政统”。东观实为国家处理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整合平台，东汉学术的嬗变与当时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