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农祥（六三二-七〇八），字庆伯（一作庆百），号星叟（一作叟），别号孤独微生、大涤山樵，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浙之盐官人。三世祖自盐官徙海宁，又为海宁人。……考讳太冲，明崇祯辛未进士，由翰林庶吉士历官侍讲学士。”吴氏少奇敏，读书一览成诵。吴父官南雍时，吴氏随往，得遍识南雍耆旧，如黄道周、傅鼎铨、徐孚远、彭而述、黄淳耀、朱大典、张国维等，皆得从游。且家富藏书，曾与弟农复登楼去梯，尽读所藏书。明亡，随父避居荒寺。“皇朝定鼎，江南悉平，学士公乃人居省城。……命先生勉应童子试，补钱塘博士弟子。”时与吴任臣齐名，呼作“二吴”。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举博学鸿儒，徵至京师。客大学士冯溥所，与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并称“佳山堂六子”。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既入明史馆，王嗣槐廷试虽不及格，但亦以中书舍人用，惟吴氏与徐林鸿报罢。或曰：“召试体仁阁，时同试者八十余人，咸属目先生。中有忌先生者，匿其卷不得，因报罢。”（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后宰相欲复荐之，吴氏曰：“李白不云乎，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撞折牙，永息机用。岂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于是买棹归里，楗户读书，欲以着述成名于后世。总督李之芳定闽乱，闻其名，欲留之幕中，亦固辞不应。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吴氏邃于学，工诗古文，为文章才辨宏博，驰骋百家，尤精于《易》，熟悉明代史事。胡荣《徵君吴庆百》诗曰：“吴公世谊交，予少即倾企。直笔撰春秋，不作炎凉势。雄风思破浪，博学重天帝。才高难见容，归而学益秘。纵情山水间，鹿门乃避世。高车常枉顾，一尊横天地。下笔走千言，清风生论议。豪迈迥不群，望之欲趋避。”（《容安诗草》卷二）嘉道间钱塘学者陈文述《南屏怀吴庆百》诗曰：“隐君孤抱托烟霞，手着新书成一家。老筑草堂就松树，自营生圹种梅花。古台琴韵招归鹤，邻寺钟声散暮鸦。便欲重题高士坞，太初遣址石林斜。”自注：“庆百名农祥，着录甚富，今皆不传。闻骈体文旧藏随园，求之不得。”（《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一）只可惜其着述基本未刊刻，外间流传极少。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所列，着有《舆图隶史》八十卷、《钱邑志林》四十卷、《蕉园杂记》三十二卷、《诗古文词就正稿》七十二卷、《流铅集》二十卷、《金陵集》十卷、《心苏集》五十卷、《秋铃集》十卷、《南归集》三十二卷、《雪鸿集》十卷、《未忘集》八卷《京江集》四卷、《绮霞集》二十四卷、《澄观堂诗钞》三十卷，计四百二十二卷。

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临近辽东湾、渤海湾海岸的东北、华北地域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疆域覆盖范围包括今天辽宁、河北的一部分，四至地理点包括今天辽宁的北镇、阜新、朝阳，河北的承德、遵化、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点。北燕的建立者是长乐信都人（今河北冀县）冯跋，都城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北燕自东晋义熙五年（409）接续后燕而立国，到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被北魏灭亡，仅仅存在了28年。北燕政权存在的28年的历史时段，在古代中国的南方，正是东晋王朝走向灭亡和南朝宋建立稳固统治的时期；而在北方，则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开始崛起壮大的时段。建立北燕政权的冯氏家族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交流方面，同西域甚至中亚以西的欧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辽金史论集（第十七辑）》是以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绥滨首届完颜家族起源问题研讨会提交的90余篇论文为基础精选出来的。全书共分两个部分：辽契丹史学研究、金女真史学研究。内容涉及辽金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民族古文字等诸方面，比较全面反映了辽金史研究的一般状况和动态，也代表了现今辽金史研究的水平。

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积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艰辛而又辉煌的演进历程，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中的一门显学。《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学术研究史的视野回顾了7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前进的足迹，总结学科的成就和价值，展望学科发展的大势。全书分四篇、十八章。绪论两章，概述统一多民族中国与中国边疆，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综论四章，从纵的方向阐述中国边疆研究70年演进历程，并兼论了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分论九章，专题综述了7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九个研究重点的研究成果，以期使读者能从纵的（综）和横的（分）两个视角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个总体了解；展论三章，着重评述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突破性发展，阐述中国边疆学构筑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大趋势，并将成为中国边疆研究新腾飞的起点。《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力图达到如下三个目标，即：尽可能多地提供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尽可能描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试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和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本书分七个部分，绪论总述了厦门的地理、气候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条件以及厦门因之而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特征；第一至第三章，以时间为轴线，探讨了厦门自宋至民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兴盛和变迁；第四至第六章，重点讲述厦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并普及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知识，研究厦门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一步增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责任感。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民众与团体英文呈文/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主要收录中国各地民众与团体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经英国、美国、日本后于3月14日抵达中国上海。陆续调查了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宜昌、北平等地后，4月20日调查团出发前往矛盾聚焦地东北，接续调查了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和锦州等地。东北六周的调查完成后，调查团于6月5日返回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每到一处，中国民众和团体纷纷向其去信去电。递送的方式较为多样，有的请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转交，有的请上海市政府转交，有的请顾维钧转交，有的直接递交给调查团，等等。呈文以中文为主，但也有部分民众和团体直接用英文去信去电。考虑到便于调查团阅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翻译了一部分请其代为转交的呈文给调查团；调查团对民众与团体来信来电非常重视，在北平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对中文呈文进行了有选择的翻译，有的仅翻译要点，有的全文详译。这些呈文以英文形式集中存档，故本册对其进行整理和翻译。

《先秦政治哲学史论》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首部分是“导论”，主要讨论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建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对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所必须面对的诸多前提性问题进行探究和阐述。第二部分是对先秦政治哲学史的相对完整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无疑是《先秦政治哲学史论》的“主体”。作为第三部分的“附录”则由有关牟宗三儒家“新外王学”研究的三篇论文构成，它们大致上整体性地呈现了牟宗三政治哲学建构的思想理路及其曲折过程。

《宁夏农垦史》着重叙述当代宁夏农垦事业的创立、改革与产业发展历程，重点研究国营农场、军垦时期的农建十三师和农五师、知青在农垦、农工商一体化、生产责任制改革、农业分区建设、场办工业、土地管理、农业产业化、历史经验等问题：当代宁夏农垦在保障自治区农副产品供给、示范现代农业、安排城乡就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宁夏先建成现代奶牛养殖场，产出牛奶；建成啤酒厂，产出宁夏的啤酒；引进酿酒葡萄种植与加工技术、出品宁夏的干红葡萄酒；开发沙湖，打造宁夏的一个5A级景区；领先发展设施农业，为港澳市民献上宁夏的第—箱优质菜；等等。宁夏农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有助于建构东汉的合法“政统”。东观实为国家处理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整合平台，东汉学术的嬗变与当时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基本一致。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1977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其存在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大体经历了酝酿、成立、发展与过渡四个阶段，其历史贡献主要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话语体系；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书通过梳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历史贡献，有助于推动并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