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蕉亭杂记》系陈夔龙在上海做清朝遗老时撰写的回忆录。作者亲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丑条约签订、朝廷党争，以及辛亥革命，耳闻目睹，且参与不少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该笔记叙事娓娓道来，既有其进士高第的文采，也有军政重臣的凌厉。《国闻备乘》作者胡思敬，久居官场，熟谙清末掌故，又喜图书收藏。本书多系作者亲历亲闻，谈清末掌故轶事、军政要员、督抚重臣及皇家逸闻等，翔实有据，是研究清末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全面再现1618-1644年发生在大明与大清（后金）之间的战争，带你重回明清鼎革之际，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揭开被刻意隐藏的战争真相。战争从偷袭抚顺开始，努尔哈赤有着狐狸般的狡猾，也有狼的凶狠。他喜欢不宣而战、里应外合，常常能集中兵力以多胜少。对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起初不以为意，而他们显然低估了对手。从抚顺到萨尔浒，从沈阳、辽阳再到广宁，努尔哈赤一次次得胜。而萨尔浒之战的教训，也让明朝重新认识了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宁远大捷到宁锦大战，以坚城大炮成功压制后金铁骑。以锦州、宁远、山海关为支撑点的关宁锦防线，成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人难以逾越的坚城堡垒。明清两军对抗十余年后，决战时刻终于到来。明朝派出强阵容，洪承畴为主帅，明军在辽东的主力关宁铁骑以及九边重镇精锐尽数出战。清军也尽起倾国之兵，重病缠身的皇太极更亲自到前线指挥。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决战。双方拼尽全力，明军虽元气大伤，但仍有反攻的实力。可是，来自明朝内部的农民军却摧垮了这个帝国。明清战争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收场。尽管明朝与清廷的战争直到1662年才正式结束，但这场战争结局，却仍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当大明遇上大清，是火器与弓箭的对抗，农耕文明与渔猎民族的碰撞。一衰与一兴之间，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2016年《掌故》第一集出版，2017年推出第二集，2018年1月第三集面世，在广大读者的殷殷期盼下，第四集终于也和大家见面了。本集中依然名家云集，如郑重、韩天衡、刘涛、扬之水、王家葵、范旭仑、胡文辉、黄恽等十几位当代知名作者，再次聚焦近代以来百余年内的文坛、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掌故》一向欢迎“老先生”的稿件，为本集撰稿的文化老人郑重先生已是第二次出手支持我们。他记下与高二适先生的一面之缘，于他而言是一段“长久的牵挂”，于《掌故》又正好呼应了第一集中朱铭先生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写的《天下一高吾许汝》。陶洁女士作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之女，以丰富的家庭档案与亲身经历，勾勒出父亲与周作人之间近乎完整的交往过程。韩天衡先生艺事之余，近年来常有忆旧妙文见诸报端，此番再度追怀恩师谢稚柳，细节历历，十分精彩。本集也有一些微妙巧合。自1993年《棔柿楼读书记》问世以来，扬之水著述迭出，声誉日隆，“棔柿楼”也因此为读者所熟知。关于棔柿楼及其所在的“幻园”，前主人赵守俨、赵珩乔梓先后写过《幻园琐忆》、《幻园补记》，如今扬之水终于以一篇《幻园后传》和之，交付我们，而赵珩正是《掌故》的顾问之一。再如新作者中，樊愉是以书画、琵琶、昆曲传家的海上樊少云之孙、樊伯炎之子，王学雷则是苏州藏书家王謇（佩诤）的曾孙。百余年前，他们两家还曾经一度对门而居，此番又同登《掌故》，讲述各自家族的故事，足见旧家风流。刘涛先生回忆问学于曹立庵的往事，王家葵先生探索传为陈抟老祖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来历，柳向春讲述六十多年前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回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始末，胡文辉讨论林白水被杀一案的内情，范旭仑从三位学者遗稿的遭际谈到以书为中心的文化命运，等等，大约都怀着“不容青史尽成灰”的态度。本集封面照片为著名文博学家、前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与家人合影。

40年来的中国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宏廓深远。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数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巨变。本书从农村改革伊始的历史背景、逻辑演变入手，既涵盖了农村的土地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乡村治理体系、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粮食购销体制等影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制度演进，也涉及农民收入和生活、脱贫攻坚、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力求给读者展现一幅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宏观图景、历史缘由和政策脉络，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关心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变化。

孙峰、孙艺真著的《盛唐传奇（卷1）》为盛唐传奇靠前卷。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写，写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共计370余年的历史。本书具有严谨的史学精神，但却保留了轻松说史的文风，文字幽默简约，风格独特，既有对宏观上历史的探索，也有细节性的挖掘，可读性很好强烈，引人入胜。

本书稿为对江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宜黄县谭纶墓和龙虎山仙水岩崖墓群等大型历史遗存文物保护规划和保护技术进行论述的学术著作，共约30万字，100幅图。 书稿的主要内容有五个层面，一是御窑厂考古遗址、谭纶墓、仙水岩崖墓群的内涵概述和重要价值评估，二是御窑厂考古遗址、谭纶墓、仙水岩崖墓群的现状调查、分析和研究，三是御窑厂考古遗址、谭纶墓、仙水岩崖墓群的病害问题评估，四是解决御窑厂考古遗址、谭纶墓、仙水岩崖墓群病害问题思路和对策，五是解决御窑厂考古遗址、谭纶墓、仙水岩崖墓群病害问题的具体保护措施或保护技术方法。其中，后三个层面是重点，御窑厂考古遗址、仙水岩崖墓群保护规划研究侧重全面整体病害问题的解决方法，谭纶墓勘察与保护研究突出各方面病害问题的关键细节和较细致的解决方案。

本书系对明初士人张瑄的专人研究。张瑄家族聚居南京江北，凭借科举起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在当时中等仕宦人家中颇具代表性。本书综合各种史料，对其家世、生平事迹、交游等情况做全面梳理，并分析其历代评价及影响，对今人全面分析研究明代官贵家族兴衰及南京一般社会生活面貌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 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 2.《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本书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是美国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3.《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是萧公权先生晚年的平心之作。萧先生在康有为大批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细密的笔触，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作者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4.《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佛教征服中国》主要分析公元5世纪前佛教在中国初传及发展的过程及特点。自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 5.《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帝国的隐喻》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宗教人类学著作，作者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为案例，用“他者”的目光，客观考察了如上现象，为人们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中国人而言，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方面有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制度。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状态，突出反映了一种生与死的感受，并且于其中呈现出来一种中国人政治关系的整体图画。 6.《孔子哲学思微》《孔子哲学思微》不仅给出了孔子哲学的新解，还提供了比较哲学的范本。这种大跨度多层面的对话，由哲学家郝大维和汉学家安乐哲通力完成，故而既展开于哲学思辨传统与汉学考辨传统之间，间接地表现为中西圣哲的恳谈，又展开于古代经典文本与现代阐释话语之间，鲜明地表现为古今心音的交响。《孔子哲学思微》令人信服地证明，鉴于长期以来的文明碰撞和思想混杂造成了难以自拔的阐释迷宫，所以倘要澄清对中国精神的某些不自觉误解，往往有赖于加深对西方精神的批判性理解。 7.《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革命与历史》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8.《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清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同时，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作者艾尔曼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9.《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本书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zui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本书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战后zui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本书开始的。 10.《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权力源自地位》是目前英文世界中一本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同以往的是，作者 没有单纯从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去解读北大的早期历史，而将北大看作是中国古代太学与德日现代大学的融合体。在近代中国的新旧辩证互动过程中，知识分 子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自己的精英主义传统，以北大为阵地教化天下。由此，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还是不由自主的教授参政，均在其现代的外壳之下，显 现出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性（而非通常所说的“断裂”）在这里也得到充分彰显。

何天炯为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元老，历任同盟会本部会计及孙中山秘书等职，追随孙中山革命二十年，为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该书编者利用广泛收集的海内外档案、旧报刊、私家所藏资料等*手资料，特别是日本辛亥革命友人宫崎滔天家藏书信资料等以往未公开的珍贵史料，提供了许多有关何天炯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孙中山及日本关系的新史料和新史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文集，不仅对于何天炯研究具有开创奠基之功，而且对于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研究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都会起到补充、深化和推动作用。

历史是一座绚烂的画廊，五千年中国史搭建起的更是一座朝代更迭的缤纷画廊。这里有满怀抱负的帝王，有誓死捍卫节义的贤臣良将，有满腹才华的文人墨客，更有蕙质兰心的倾城女子……历史的车轮在五千年中不断向前行进着，裹挟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绝尘远去，而欢歌与离歌仍传唱至今，且看千年中的盛世与乱世如何演绎了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