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史研究史·政治史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对清末民初以来百余年间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总结。由于清代政治史内容极为丰富，《百年清史研究史·政治史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以问题为导向，采择取舍：一方面按照类别对八旗政治、皇权政治、官僚政治、政治革命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历程进行归纳，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近代史、革命史、王朝史等不同视野转换之下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提炼，以期能够真实把握百余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捕捉各种问题研究不断发展、激荡的关节点，展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并尝试揭示学术史演变背后的动力。

1842年《南京条约》、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1902年《马凯条约》……一部部不平等条约有如一帧刻度表，不断标识着晚清帝国的“天朝崩溃”历程，也因此得到史学、外交学、国际法学的关注。 然而跳出“大历史”的宏观视角，上述旧约章本身以双语或多语拟就，其签订与履行过程中皆有不可避免牵涉大量翻译活动。而翻译的背后是语言的碰撞，观念的冲突，制度的龃龉，权力的对比，乃至人心的诡谲……翻译非易事，也并非小事。本书正是通过对上述六大不平等条约中英文约本及其缔结与履行过程的翔实查考，以条约的不平等与翻译的不对等为双焦点，从语词出发，从文本出发，从历史的细部出发，厘清、补写乃至重构晚清旧约章相关的历史叙事。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进路，意味着对晚清旧约章的研究向动态化和纵深化转向。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报道与评论/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编纂收录的资料主要是《益世报》中关于国联调查团的报道和评论，起止时间为1931年9月到1933年3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中日纠纷诉诸国联。经过数月的争论，国联决议派遣调查团前往远东，调查满洲问题和中国的一般形势。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又称李顿调查团。作为民国时期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报刊之一，《益世报》密切关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冲突情势的发展，对李顿调查团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和评论，披露了许多关于调查团的重要信息。本册文献收录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讨论并决议派遣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的过程；二、李顿调查团从日本到中国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天津、北平等地的调查情况，特别是与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当局、各地民众团体和各界代表、原东北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形；三、调查团抵达东北后，在日本、伪满干扰下赴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对九一八事变和中日纠纷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形，以及与日本和伪满政府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况；四、调查团第二次赴日交换调查意见，以及返华后编制总报告书的经过；五、李顿报告书的发表，以及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评价和反应；六、国联以李顿报告书为依据，处理和裁决中日纠纷的经过；七、中日两国围绕国联展开的外交折冲和政治应对，以及各国对中日争端的态度和国际舆论情形；八、国联最终决议案的出台和日本退出国联的经过；九、《益世报》社论和时事评议类文章；等等。

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选取抗日战争时期闽东地区“经济游击队”、“军事游击队”、“国民自卫队”等馆藏档案，编辑“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对名册、章程、组织结构、活动记述、报告、会议记录等不同类型档案类整理进行分类整理，并影印出版。

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选取抗日战争时期闽东地区“经济游击队”、“军事游击队”、“国民自卫队”等馆藏档案，编辑“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对名册、章程、组织结构、活动记述、报告、会议记录等不同类型档案类整理进行分类整理，并影印出版。《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第五辑 军民合作）》为第五辑。

民国十七年（1928）济南北洋印刷公司铅印本。《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记述了民国元年至十五年（1912～1926）年底间历城县有关社会、典章、文物诸方面的概况，所记述的时间范围大抵与《续修历城县志》相衔接，故而可视为《续修历城县志》的续编。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其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在同期著名媒体《申报》上有较多记录。本书精选民国时期《申报》关于轮船招商局“公司治理”与“航运安全”方面的评论、消息与通告等，进行分类编排与校勘，分成三册，期为招商局史和中国企业史研究发掘新的史料资源。

清季遭逢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清代体制难以从容应对，为了图存，必须应变，于是中国继隋唐以后再度出现整体性制度变更，以政体变革为主导，包括官制、司法、财政、金融、军事、社会、教育等各方面，体制全面转型，各种牵涉西学、东学和中学的观念层面的变化，最终落实于机构增置与制度建制，并通过各项制度的实施贯彻而得到体现。其进程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全面展开，其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以制度变动这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枢纽作为切入点，了解中国的过去，并以此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而且在解读新名词之时，往往不仅是比较西文原词，将新名词看作一个整体对应，而是分别从汉字组合各自的字义来理解词义。如此一来，同一汉语新名词在东文和中文语境中呈现不同形态，进而产生了许多彼此无法交集的歧义。不以名词勾勒历史，而是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才有望臻于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境界。

受域外学术的影响和内在发展的驱动，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渐呈活跃态势，无论文献的整理出版还是研究著述的发表，在各专史或各学史的领域都显得相当突出。本书在反思各类专史学史混淆比较与比附状况频出的基础上，从近代中国的案卷、审判、机构改制入手，抽丝剥茧，逐渐近真。一方面比较各方说法，不断接近本事的真相，一方面因缘各方的态度有别，进而考察各方与此事的关系各异，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司法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制史为范围，试图由社会的动态变化中见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