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君主仍然享受着最后的繁荣，虽然“君权神授”的时代早已远去，但宪政似乎还没有真正威胁到君主的权威，他们仍然是各自国家生活中闪闪发光的核心。欧洲依靠王室联姻保持着脆弱的和平，一切似乎都将持续下去。但当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美梦破灭，德皇、沙皇、英王……12位君主都被命运裹挟，带着自己的国家投入绝望的战争之中，亲属反目、兄弟阋墙，当硝烟散去，王冠坠落、王朝落幕，欧洲的面貌早已不同。本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写起，选取彼时仍为欧陆主流的君主制度为切入点，一方面全景介绍了欧洲主要君主国家的情况，另一方面回顾了一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将二者结合思考，解释了君主制与一战爆发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如何将君主制送入坟墓，又为欧洲带来了怎样的新秩序。作者试图解答，为什么皇帝和国王们会甘愿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赌上各自的命运投入战争？一战为什么会将看似牢不可摧的君主制连根拔起？君主们应该为一战负责吗？失去王位的君主又将何去何从？

本书稿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全文用日文撰写而成。本书从明代时期中日双方观点分析勘合贸易关系的建立与盛衰。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明朝洪武时代，永乐时代，及其明朝后期的勘合贸易分析；日本足利义满时代，义持时代，室町后期的勘合贸易分析；勘合贸易中出现的日本刀，明朝铜线等贸易品的交易情况；以此得到中日勘合贸易是互惠互利的结果。本书适合对中日关系、中日外交贸易关系、中国明朝历史、日本中世纪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开始进入全世界的视野之内。不过，哥伦布认为他所到达的是东方的印度，故误将所到之地称为印度群岛，将当地原住民称为“印地人”。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在随葡萄牙船队到南美洲探险后，于1507年出版的《阿美利哥·维斯普西四次航行记》中宣布哥伦布所发现的土地并非东方印度，而是一个新大陆。稍后学者为了纪念新大陆的发现，将这一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即美洲。此后很长时期内，欧洲人，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英国、法国的探险家，都将这一大陆称为美洲。葡萄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西班牙探险家赫尔南·科尔特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沃尔特·雷利无论在发给欧洲的报告、书信还是出版的行记中，都将新大陆称为美洲。甚至到18世纪后期，克雷夫科尔撰写的《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使用的依然是“America”，而法国入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新大陆”被发现后的数百年中，美洲在欧洲人的观念中都是一个整体。1776年，随着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美洲各区域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首先独立的美国逐渐发展壮大，西进运动势如破竹，领土扩张狂飙猛进，到19世纪中期已经俨然成为美洲大国。接着，原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的广大拉丁美洲地区，也在19世纪20年代纷纷独立，建立了众多国家。不过，新独立的拉美各国在资源禀赋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却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问题丛生，现代化之路崎岖缓慢。现代学者在谈及拉美问题时，屡屡提及“现代化的陷阱”。最后，加拿大在19世纪中期经过与英国谈判才获得半独立地位，但此后其“国家政策”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稳步提升，于20世纪初跻身经济发达国家之列。表面上看，似乎美洲各国因为国情不同、发展道路各异而无法被等同视之，但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期以后，美洲一体化的趋势却日渐明显，似乎应了“分久必合”的老话。1890年4月，美国同拉美17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美洲会议，决定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1948年在波哥大举行的第九次美洲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联盟遂改称为“美洲国家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包括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时至今日，美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日益紧密，美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依然是和欧洲、亚洲、非洲迥然不同的一个区域。无论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美洲，还是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美洲各国，抑或走向一体化的美洲，都值得学界从历史、文化、外交、经济等多维度、多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系统收录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先生（1893－1966）于1928—1930年间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发掘、搜集的中古胡语、汉语文书。分汉文文献、胡语文献两部分。汉文文献包括经、小学、子、集、文书等内容；胡语文献则包括历书、经济文书等内容。所有文献均刊布相关图版并转录文献文字，胡语文书的部分先作拉丁转写，再进行翻译。本书收录的文献分藏不同的公藏机构，这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搜集的珍贵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诸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这样的评价与利用。对这些文献进行收集整理，统一编号，整合出版，有助于恢复“黄文弼文书”原本的综合体面貌，更为学界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本书是一部描写从14世纪到17世纪儒家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历史类作品。从宋濂、方孝孺，到黄宗羲、顾炎武，从北方的河东学派，到南方的崇仁学派、白沙学派，再到风靡天下的阳明学派，作者继承以儒学名家、名派为主的“学案式”写法，并着重通过科举制度、军政事件、地域分布、身份互动、东西交流等多元化视角，结合主流的史籍以及具体的儒学故事、诗词、小说、图像等小众资料，勾勒出一部全新的明代儒学史。从荐举为主到科举为主，从理学独尊到心学崛起，从利玛窦东来到“南京教案”爆发，从兴复古学到启蒙思想，本书旨在激发读者对明代儒学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以及人才选拔、求学方式、命运抉择、师生关系、伦理与科技、守旧与革新以及民主、宽容、启蒙等方面的思考。

“平成”是日本198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使用的年号。作者之所以将它称作一个“时代”，是因为这期间的三十年，正暗合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从进入平成开始，日本接连遭遇银行破产、支柱产业衰落、政局动荡、就业低迷、贫富差距扩大、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社会事件频发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溃败，曾经享誉世界的“日本第一”风光不再。本书是为这个失败的时代构建的一座纸上“失败博物馆”。如同甄选展品一般，将日本平成年间堪称典型的历史大事件一一陈列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章节。经济层面，日本如何应对日美贸易战，索尼、东芝、日立、夏普等****又因何衰落；政治层面，小泉、安倍如何利用民粹主义在竞选中胜出，日本政坛三十年间为何瞬息万变，动荡不断；社会层面，大地震与*****事件等内外冲击的同时，“就业冰河期”“少子老龄化”“格差社会”“地方消亡”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文化层面，从哥斯拉到宫崎骏，民众舆论中深刻的“末日”之感究竟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作者用十五万字梳理了三十年来日本当代史中的几乎所有大事件，供读者全面俯瞰一个充满失败、困顿和茫然的时代。“关于失败的历史学，超越了反乌托邦式的阴暗和忧郁，变成一种充满希望的思考。”回顾和梳理“平成时代”，是为了以史为鉴。平成时代的日本，经历着其他国家也曾经历，或者即将经历的变革，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有着特殊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本书为“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中一册，主要介绍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西北作为丝绸之路的地理基础，研究西北史地就需要研究丝路文明。西北丝绸之路输送的不仅是丝绸，往来的不仅是贸易，这条路上还承载着来自不同国度和民族的人的情感和文化，是串联亚欧非百年文明的纽带。作者将西北史地的研究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从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东方学背景下的西北史地学、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丝路贸易及其特点、丝路民族及其文化这五个方面做了系统阐述。

本书主要介绍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和文化意义。作者从“汉代丝绸之路民族文化”“汉代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往”“汉代丝绸之路精神文化交往”“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料丛考”四个方面研究了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接、文化交流、文化交融方面的历史效能和文化价值。其中，丝绸之路交通对于汉代文明面貌、汉代文明特质、汉代文明风格以及汉代文明之历史影响的意义，是作者考察的重点。本书的出版，既有益于从不同侧面推进丝绸之路史的总体研究，又可深化学界对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全面认识。

“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本书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老经典著作互译项目首批成果之一，主要叙述了老挝境内先民以及到维逊拉腊王为止，澜沧王国历代君王在位时期多个方面发展变化的重要史实。本书内容丰富，尽管有浓厚的传说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挝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一本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