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取材严谨，文笔简洁，长于叙事，但由于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语焉不详，甚至遗漏。至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松之广搜博引，补充了大量史料，其注文几与原著相当，后代学者对裴注甚为推崇。清代学者赵一清撰《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对裴注再作补充。赵一清长于考据，所作补注，旁征博引，对研究《三国志》和三国历史均有参考价值。钱大昭撰《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撰《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撰《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搜集群籍，勾稽史实，对裴注亦有所驳正。兹将以上四种和周家禄撰《晋书校勘记》五卷合编出版，以供读者参考。

杨槱院士从小热爱船舶海洋，尤其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业绩十分景仰。本书就是积几十年来的潜心研究后新编的一本小册子，欲以较小的篇幅使读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出使任务、使团和船队的组成、七下西洋的航程、郑和出使西洋的历史功绩和影响，以及对郑和下西洋的经验教训等作了一些简明的评述。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实为一本科技史话的力作。

《读史要活》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让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了解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有智慧、有感悟、有学问、有心计……读活了历史也就读活了自己。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不仅男人要读，女人也要读。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怎么去看这个镜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读史要活》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相信对于历史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

档案既是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又是现行活动的重要参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辑）》的宗旨是为上海档案史料的开发、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书中不仅有上海各历史时期各类地方政府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各工商团体、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文化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还有不少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著名人士的档案等等，涵盖的时间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50余年。这些丰富的档案成为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供不少中外学者前读阅。《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辑）》栏目分专题研究、口述历史、档案指南、档案架等。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记》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约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文笔优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凯撒《内战记》，出自大名鼎鼎的古罗马帝国奠基人凯撒的亲笔，既是古罗马历史名著、拉丁语黄金时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富有战略战术的兵书，对西方史学界、文坛和兵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中坚持和谈为先、争取社会舆论的高招，颇有特色，深为古今有识之士所称道。拉丁语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加泰隆语、雷蒂亚语、奧克西坦语、撒丁语等现代语的母语；它对英语、德语、俄语等其他西方现代语，以及对各国拼音文字的巨大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拉丁语现已成为国际性书面语和科学用语，很少作口语了；它被许多欧美国家视作文学用语，许多中学把拉丁语列入高中阶段的选修课，少数拉丁语系国家则作为中学必修课；凯撒《内战记》又常被用作学习拉丁语的阅读材料。随着国内青少年学习外语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学习拉丁语的人也日见增多。今远先生多年来勤奋务实，积累了丰富的拉丁语专业知识，出版过专著《科技拉丁语教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工990年）；又孜孜不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根据拉丁原文完成了凯撒《内战记》的新译工作，愿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余热。

今年9月初，重庆还困在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之中，忽接钱兄大群先生电话，得悉其力作《唐律疏义新注》（以下简称《新注》）杀青付梓，将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心身为之一爽，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高声祝贺起来。我确实高兴：为年届七旬而学术青春不衰的老朋友又取得了唐律研究新进展！为中国法律史学界和唐史学界添了新成果！“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群教授就属于这种性格的学者。20多年了，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选准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精耕细作，不论寒去暑来，任凭世风变幻，他依然那么儒雅，那样从容！在唐律研究的世界里，他享受着精彩，享受着乐趣，享受着人生！“天道酬勤。”有什么样的耕耘就有什么样的收获。于是，一本一本专著接踵面世。在唐律和唐代法制研究领域，大群先生为学界所称道的，绝非仅仅是笔耕勤奋、论著丰富，印象更深的还是他总有新见，而且敢于提出新见，并且坚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那些新见。如唐律《律疏》在宋代以后就有《唐律疏义》与《唐律疏议》两种书名，清代虽然两种称谓都用，但《四库全书》国家版本称为《唐律疏义》，这符合唐代长孙无忌等人为《律》撰“义疏”的初衷（见钱大群《（唐律疏议）结构及其书名辨析》，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因此，他坚持把自己的大作定名为《唐律疏义新注》。又如，他撰文明确指出，“唐律不是‘诸法合体’的法典”，“唐代在整个立法上并不是‘民刑不分”’（见《论律、令、格、式与唐律的性质》，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再如，在大陆法史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六典》是“行政法典”的时候，他连连撰文力辩《唐六典》非“行政法典”，指出“唐代法律体系中没有‘行政法典”’，“《唐六典》从未作为‘行政法典”行用”’，“不具有法律的属性”，更“不是‘行政法典”’（参见钱大群《（唐六典）性质论》、《（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1996年第6期）。如此等等。他的诸多新见为法史学界所认可，特别是后两大观点，影响甚巨，目前大多数高校法史教学已采用是说。

严耕望（1916 -1996），安徽省桐城县人，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教职。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其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凭着学术成果和学识修养，严耕望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中的一种，对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巨著。

《资治通鉴通鉴》在材料的分配上并不均匀，其中战国到三国共646年，78卷。晋到隋历时353年，106卷。唐五代343年，110卷。这主要受制于史料的详略。三国以前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前四史，并没有新的材料，因此内容极其简略。西晋到隋这一时期在编写时无疑参考了新的史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无法分辨信史。而唐五代部分则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是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北宋时期，天下承平曰久，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大量增加，很多失传的史书比如唐代的国史、实录、时政记等都重现于世，因此司马光在编撰这一部分史书的时候，对于其时种种野史、官史、谱录、墓志、行状、碑碣材料无不毕览，今人认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有200余种。在《通鉴》的具体内容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不及当代史。纪年的体例上，凡是一年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分裂时期，三国用魏、晋的年号，南北朝则用南朝。

纸草学通常是古代研究中技术性和实证性最强的学科之一。这个特点无可非议地表现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及古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专业技能来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往往只有断编残简留存、且笔迹难懂。多数纸草学家除了识读、翻译和评注未出版的纸草，或者改进已出版的纸草，别无他求。但自19世纪晚期起，得益于乌尔里希·维尔肯奠定的基础，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试图将纸草运用于更大的历史研究。最显著者莫过于借助纸草明确传统的事件叙述，哪怕只是通过“蠕虫的视野”，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现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在纸草学中已算不上新潮。就社会经济史的许多方面而言，纸草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古代史料，因此，利用纸草进行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世界，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