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民众与团体英文呈文/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主要收录中国各地民众与团体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经英国、美国、日本后于3月14日抵达中国上海。陆续调查了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宜昌、北平等地后，4月20日调查团出发前往矛盾聚焦地东北，接续调查了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和锦州等地。东北六周的调查完成后，调查团于6月5日返回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每到一处，中国民众和团体纷纷向其去信去电。递送的方式较为多样，有的请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转交，有的请上海市政府转交，有的请顾维钧转交，有的直接递交给调查团，等等。呈文以中文为主，但也有部分民众和团体直接用英文去信去电。考虑到便于调查团阅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翻译了一部分请其代为转交的呈文给调查团；调查团对民众与团体来信来电非常重视，在北平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对中文呈文进行了有选择的翻译，有的仅翻译要点，有的全文详译。这些呈文以英文形式集中存档，故本册对其进行整理和翻译。

箕子是孔子所称誉的殷代“三仁”之一。西周初年，箕子离开中原，东迁至朝鲜半岛，周武王封其为朝鲜侯，以“八条之教”在当地施行教化。箕氏在朝鲜半岛经营八百余年，是周的侯国。公元前4世纪末，宗周礼崩乐坏，燕侯等僭号称王，朝鲜侯随之自称朝鲜王。秦朝建立后，箕氏服属于秦，同时与齐、燕以及东胡等周边势力皆有所往来。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取代箕氏，成为朝鲜王，朝鲜进入“卫氏”统治时代。箕氏朝鲜对朝鲜半岛的文明礼乐、经济开发等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辽金史论集（第十七辑）》是以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绥滨首届完颜家族起源问题研讨会提交的90余篇论文为基础精选出来的。全书共分两个部分：辽契丹史学研究、金女真史学研究。内容涉及辽金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民族古文字等诸方面，比较全面反映了辽金史研究的一般状况和动态，也代表了现今辽金史研究的水平。

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临近辽东湾、渤海湾海岸的东北、华北地域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疆域覆盖范围包括今天辽宁、河北的一部分，四至地理点包括今天辽宁的北镇、阜新、朝阳，河北的承德、遵化、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点。北燕的建立者是长乐信都人（今河北冀县）冯跋，都城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北燕自东晋义熙五年（409）接续后燕而立国，到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被北魏灭亡，仅仅存在了28年。北燕政权存在的28年的历史时段，在古代中国的南方，正是东晋王朝走向灭亡和南朝宋建立稳固统治的时期；而在北方，则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开始崛起壮大的时段。建立北燕政权的冯氏家族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交流方面，同西域甚至中亚以西的欧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吴农祥（六三二-七〇八），字庆伯（一作庆百），号星叟（一作叟），别号孤独微生、大涤山樵，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浙之盐官人。三世祖自盐官徙海宁，又为海宁人。……考讳太冲，明崇祯辛未进士，由翰林庶吉士历官侍讲学士。”吴氏少奇敏，读书一览成诵。吴父官南雍时，吴氏随往，得遍识南雍耆旧，如黄道周、傅鼎铨、徐孚远、彭而述、黄淳耀、朱大典、张国维等，皆得从游。且家富藏书，曾与弟农复登楼去梯，尽读所藏书。明亡，随父避居荒寺。“皇朝定鼎，江南悉平，学士公乃人居省城。……命先生勉应童子试，补钱塘博士弟子。”时与吴任臣齐名，呼作“二吴”。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举博学鸿儒，徵至京师。客大学士冯溥所，与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并称“佳山堂六子”。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既入明史馆，王嗣槐廷试虽不及格，但亦以中书舍人用，惟吴氏与徐林鸿报罢。或曰：“召试体仁阁，时同试者八十余人，咸属目先生。中有忌先生者，匿其卷不得，因报罢。”（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后宰相欲复荐之，吴氏曰：“李白不云乎，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撞折牙，永息机用。岂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于是买棹归里，楗户读书，欲以着述成名于后世。总督李之芳定闽乱，闻其名，欲留之幕中，亦固辞不应。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吴氏邃于学，工诗古文，为文章才辨宏博，驰骋百家，尤精于《易》，熟悉明代史事。胡荣《徵君吴庆百》诗曰：“吴公世谊交，予少即倾企。直笔撰春秋，不作炎凉势。雄风思破浪，博学重天帝。才高难见容，归而学益秘。纵情山水间，鹿门乃避世。高车常枉顾，一尊横天地。下笔走千言，清风生论议。豪迈迥不群，望之欲趋避。”（《容安诗草》卷二）嘉道间钱塘学者陈文述《南屏怀吴庆百》诗曰：“隐君孤抱托烟霞，手着新书成一家。老筑草堂就松树，自营生圹种梅花。古台琴韵招归鹤，邻寺钟声散暮鸦。便欲重题高士坞，太初遣址石林斜。”自注：“庆百名农祥，着录甚富，今皆不传。闻骈体文旧藏随园，求之不得。”（《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一）只可惜其着述基本未刊刻，外间流传极少。据章抚功《吴庆伯先生行状》所列，着有《舆图隶史》八十卷、《钱邑志林》四十卷、《蕉园杂记》三十二卷、《诗古文词就正稿》七十二卷、《流铅集》二十卷、《金陵集》十卷、《心苏集》五十卷、《秋铃集》十卷、《南归集》三十二卷、《雪鸿集》十卷、《未忘集》八卷《京江集》四卷、《绮霞集》二十四卷、《澄观堂诗钞》三十卷，计四百二十二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问题导入式专题教学研究（第2版）》系2017年本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问题导入式专题教学研究一书的近期新修订版。全书在总结了2017版图书的基础上，更新了新的内容；而一些成果也更新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新成果。

《先秦政治哲学史论》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首部分是“导论”，主要讨论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建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对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所必须面对的诸多前提性问题进行探究和阐述。第二部分是对先秦政治哲学史的相对完整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无疑是《先秦政治哲学史论》的“主体”。作为第三部分的“附录”则由有关牟宗三儒家“新外王学”研究的三篇论文构成，它们大致上整体性地呈现了牟宗三政治哲学建构的思想理路及其曲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有关历史的重要文献为准绳，坚持学术与政治的统一，坚持史论结合，系统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发展历史，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卓绝过程，深刻发掘当代中国巨变的深层原因、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进一步推动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巴蜀哲学与文化探讨》通过对蜀学与经学相结合的发展脉络，巴蜀哲学的特色，巴蜀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蜀汉经学发展的趋势、特点和历史地位，以及对巴蜀哲学与文化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物思想的梳理，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巴蜀哲学与文化的价值与特质，巴蜀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涵互动及其意义。客观地概括并总结了巴蜀哲学与文化的特点包括：以儒为本，融会三教，吸取诸家之长，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重经学，兼采汉宋，沟通训话与义理；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重人情，道欲、性情相结合；综合创新，敢为天下先；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爱国献身，批判专制，与时俱进等。这体现了蜀学的博大精深与求实进取的精神，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和吸取。

对于史学界来说，清史园地既广大又富饶，还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确有强烈的吸引力。学者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研究成果难以计数，近40年所取得的进展，远胜前60年的总和！有清一代，比它以前任何一代王朝更受到当代人的重视与关注，这也许是清朝的幸运。但其中也有颇多是非曲直、重重疑点，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不同观点已成对峙状态，能延续多久，尚难预料。不过，争论绝不是一件坏事，学术就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没有争论，学术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有关清史的歧见，已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例如，文艺小说及影视、戏剧“戏说”成风，更有甚者，某些清官影视剧，荒诞无稽，莫此为甚！诚然，文艺作品既然是艺术创作，自然允许虚构，但不能脱离生活，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更不能天马行空，颠倒、篡改历史，我们常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这个道理。文艺界的“戏说”风也刮进了学术界，一些“学者”跟风而上，打着学术的幌子，对三国史、清史，乃至孔子、庄子恣意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