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历史上经陆上丝路来华又从海上丝路回国的欧洲人，是东西方共同关注的重要人物，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研究》在梳理马可·波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从全球史角度考察与马可·波罗来华相关的历史地理、信仰传说、物质交流等问题，从而为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提供有力的辩护。

面对田野知识，不同学科各有所执，也各有所成。不过，田野知识并不是为学科分类与学术领域的划分而存在。按照我的经验，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在田野知识中就很难划分边界；民间信仰、游艺娱乐、传统武术、节日庆典、日常生计……也都在民众生活中交错钩连。或许正因于此，我的田野研究从来难有前瞻后顾若干年的严整规划，说“跨界”显然是夸张，应该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混界”。作为我近十多年来的“混界”所获，《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中有田野邂逅发现的惊喜，有苦思难解问题的暂存，大致是我田野思考脉络的真实呈现。每每在不同田野点、不同学术疆域的转换腾挪之际，刹那间惚兮恍兮，竟难辨我正启新程还是踏上归途，这真是种奇怪的感觉。“混界”的学术生活，终究难言结果与归宿，我对此明晓并坦然以对。在田野中东奔西走，所见并非都赏心悦目，内心就有了五味杂陈。原本一直认定的神圣，乍然显露世俗真身，从此有了斑驳模样；邂逅于街头巷尾的凡夫俗子，每于瞬间显现神奇，却又迅即复归平淡。我却更有了行走田野的动力，且视为此生宿命。我常与自己商量，人生在世无非是生活与思想，二者应相互滋养而非相害相违。屈于生活而思想苟且，或慑于思想而生活干瘪，两种人生都不可取。行走田野，适于思想，也无碍生活，即便“混界”一世又何妨。

箕子是孔子所称誉的殷代“三仁”之一。西周初年，箕子离开中原，东迁至朝鲜半岛，周武王封其为朝鲜侯，以“八条之教”在当地施行教化。箕氏在朝鲜半岛经营八百余年，是周的侯国。公元前4世纪末，宗周礼崩乐坏，燕侯等僭号称王，朝鲜侯随之自称朝鲜王。秦朝建立后，箕氏服属于秦，同时与齐、燕以及东胡等周边势力皆有所往来。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取代箕氏，成为朝鲜王，朝鲜进入“卫氏”统治时代。箕氏朝鲜对朝鲜半岛的文明礼乐、经济开发等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与实践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为例，从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际出发，研究各位老师和本人多年来不断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渗透海洋观教育方面的教学经验，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以提高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实效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与实践研究》提供舟山鸦片战争、解放舟山战役等史料，提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渗透海洋观教育的资料，供广大老师参考。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有助于建构东汉的合法“政统”。东观实为国家处理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整合平台，东汉学术的嬗变与当时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基本一致。

《宁夏农垦史》着重叙述当代宁夏农垦事业的创立、改革与产业发展历程，重点研究国营农场、军垦时期的农建十三师和农五师、知青在农垦、农工商一体化、生产责任制改革、农业分区建设、场办工业、土地管理、农业产业化、历史经验等问题：当代宁夏农垦在保障自治区农副产品供给、示范现代农业、安排城乡就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宁夏先建成现代奶牛养殖场，产出牛奶；建成啤酒厂，产出宁夏的啤酒；引进酿酒葡萄种植与加工技术、出品宁夏的干红葡萄酒；开发沙湖，打造宁夏的一个5A级景区；领先发展设施农业，为港澳市民献上宁夏的第—箱优质菜；等等。宁夏农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分七个部分，绪论总述了厦门的地理、气候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条件以及厦门因之而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特征；第一至第三章，以时间为轴线，探讨了厦门自宋至民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兴盛和变迁；第四至第六章，重点讲述厦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并普及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知识，研究厦门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一步增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责任感。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报道与评论/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编纂收录的资料主要是《益世报》中关于国联调查团的报道和评论，起止时间为1931年9月到1933年3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中日纠纷诉诸国联。经过数月的争论，国联决议派遣调查团前往远东，调查满洲问题和中国的一般形势。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又称李顿调查团。作为民国时期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报刊之一，《益世报》密切关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冲突情势的发展，对李顿调查团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和评论，披露了许多关于调查团的重要信息。本册文献收录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讨论并决议派遣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的过程；二、李顿调查团从日本到中国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天津、北平等地的调查情况，特别是与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当局、各地民众团体和各界代表、原东北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形；三、调查团抵达东北后，在日本、伪满干扰下赴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对九一八事变和中日纠纷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形，以及与日本和伪满政府军政人员的往来与晤谈情况；四、调查团第二次赴日交换调查意见，以及返华后编制总报告书的经过；五、李顿报告书的发表，以及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评价和反应；六、国联以李顿报告书为依据，处理和裁决中日纠纷的经过；七、中日两国围绕国联展开的外交折冲和政治应对，以及各国对中日争端的态度和国际舆论情形；八、国联最终决议案的出台和日本退出国联的经过；九、《益世报》社论和时事评议类文章；等等。

《近代以来日本政军对华档案要目（1868-1986）》对日本外务省编纂的外交文书、美国所藏日本政府及陆海军省档案、亚洲历史中心所藏日本政府战前档案做了收集和整理，编制了1868-1986年间日本政府和军方涉华档案文书的目录总汇，是我们了解日本国家正式的对华政策和外交行为的重要导引和纲目，可供国际问题和世界史的专业研究者和媒体工作者等学习参考。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1977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其存在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大体经历了酝酿、成立、发展与过渡四个阶段，其历史贡献主要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话语体系；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书通过梳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历史贡献，有助于推动并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