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许多年来，像上朝一样，每天出入于紫禁城中，工作在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生活起居的寿安宫，游走在红墙碧瓦的宫殿楼阁之间，呼吸往日宫室中的檀香气息。熟悉每一座沉默的宫殿，关注宫室的每一个角落，爱惜宫殿内曾经目睹历史风云变幻的一草一木，善待依然生活在宫中的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更多的时间，喜欢背对未来，将目光投向光明与黑暗交织的遥远历史和宫殿深处。从数百年前墨香犹存的宫廷古书中感觉历史、感知历史，从墨迹如新的泥金写本之宇里行间触摸历史，亲历历史，感觉宫殿深处发生的每一个历史瞬间。第一部图文并茂的皇帝感情生活实录，第一部皇帝后妃宫人爱恨情仇的情感实录，第一部后宫金枝玉叶宫廷生活的历史画卷，就在这本——后宫金枝玉叶，本书全面展示中国第一家庭生活的生动画卷，生动再现宫禁女人香闺秘阁的悲欢离合，复原后宫无影无形的刀光剑影。

黄征教授编着的《敦煌俗字典》，收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为主，兼收隶古字、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隶、楷、草、行之书体不限，其材料来源囊括英、法、俄、日等国和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涵盖之广，采录之全，业已具有一定规模。棣、楷、草、行，书体不限，唯其纯用章草、今草、篆书写成者暂不阑入。棣书盛行于汉、隋之类际，堪称小篆之背叛，故为俗字之渊源，应该一网打尽；楷书肇羰于六朝，定型于隋代，有唐以后则盛不衰至今，为俗字之译，应该书力牛奶搜讨；草书兴棣书、楷书相伴而生，随关者而成章节，随后者而为今草，敦煌写本中主要应用于佛经羲疏、官员批文等，亦应澌主意采择；行书随楷书而生，习见于各种庆用文兴严肃性较低之写本，变化多端，皆应择取。然而敦煌写本号称五万有余，欲求尽得，力不从心，故先择取部分卷号，逐一切分安形，摘录文句，归纳汇聚，成此初编。本字典以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字为要务，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收藏敦煌文献和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甘肃藏卷还包括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莫高窟土地朝塑像内剥离出来的全部敦煌文献。吐鲁番、黑水城、楼兰等地出土文献只作备考之用。实际使用卷号，详参书后附录。

今年系抗战胜利60周年，本书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民族工业、高等院校、文化团体、难民大众等全国各界向内地大迁移的史实。本书作者与上海电视台同名15集纪录片《去大后方》摄制组一起，前往全国各地采访有关人士，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对迁移途中的艰难困苦和顽强斗争作了充分的叙述，内容十分感人。以前出版有关抗战的论著中，虽对内迁有所涉及，但远远不如本书资料全面、翔实。本书对抗战史的研究以及对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相当价值。作者文字生动、通俗，有较强可读性、书中插有50余幅历史照片。本书出版将与同名电视纪录片播放同步进行。

《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由众多学者历时两载打磨而成，甄选出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详细解读，深入剖思，旨在让读者从历史的玄机中找到思考的方法和生存的智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历史如同人生，紧要处只有几步，《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去繁就简，意蕴深厚，一册在手，受益终生。漫长的历史长河，并不是源远流长而波澜不惊的水面。尽管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平庸的时代，但是在平静之后总会有巨波狂澜的出现，卷起斑斓的浪花，甚至打乱原来的走向。正是有了这些波澜的存在，才使人类历史富有生气，不是一汪死水。这些波澜，就构成了我们在《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中讨论的100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伟大的罗马城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但是罗马城却是几乎一天就被毁灭了。罗马城的毁灭，结束了一个伟大辉煌的文明，同时也开启了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时代。对于历史长河而言，罗马城的沦陷，就像是一朵绚丽的浪花，虽然带有苦涩，但终归是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使得后来者叹息不已。像这样的事件，在人类进程中很多，它们使我们懂得：历史是有灵性的，不是死板地遵循某些规则运行的，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同时它们也使我们懂得，我们不能对每一段历史都倾注同等的力量去探讨。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最关键的就那几步，这几步走得好坏，将决定着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一个人的命运。历史在关键时刻的走向，也决定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很多人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中国的历史做一个回顾：而这个回顾将会是有益的：来研讨一下什么时候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于是就有了我们这《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的由来。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以及数不尽的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书写了这部历史。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均衡的，有的时代就是平庸的时代，而有的时代就是风云际会、群星灿烂的时代；有的时代经济繁荣但是思想平庸，有的时代国破家亡反而文化繁荣。《影响中国历史100事件》给我们在数不清的历史事件中挑选了最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100个事件，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 历史有的时候喜欢跟人开玩笑，在当时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在后来是那么的无聊和没有意义。比如历代都把修正史中的五行志和礼仪志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举动。在当时认为是无聊和盲目的事情，却被后人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那位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先生，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但是数百年后丁文江却将其树为中国最伟大的旅行家。正如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从来都是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理解或者后来者的善意和恶意的解释而变化。我们尽量不去讨论事件的成败与功过，只是探讨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力求保持公允的态度对待古人，并在这个基础上描述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影响人类历史的事件，虽然与政治、战争、革命等密切相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影响人类命运的事件，并不都是帝王将相的纵横捭阉。有的时候，一件工具的发明、一项技术的革新，就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比如造纸术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火药的发明，也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另外，，一些文化现象，也对历史发展产生了影响，比如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文字狱现象等，都极大地对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只有短短的一瞬，相对于宇宙的生命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人类是伟大的，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和历史。我们追古思今，当然是为了怀念古人，不但怀念那些在伟大的时代产生的伟大人物，而且也怀念那些默默无闻，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们。除了怀念古人以外，我们也是为了激励自己，让自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一些力量；同时，我们也希望从这些事件中悟出一些有益的有关人类命运的结论。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的目的。

《英藏黑水城文献》是将近700年以前以西夏文为主体的写本和刻本，是宋夏元时期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总量4000多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4年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劫取，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是俄藏的最大补充之文献来源，开展英藏、俄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是推动西夏学纵深发展的根本条件。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由主义与以赛亚·伯林首倡的价值多元主义是兼容的。盖尔斯敦教授为某种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了辩护，并反对约翰·格雷及其他人提出的论点。他认为，这种价值多元主义加强了某种形态的自由主义政治，而正是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增强了个人或集体根据他们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深刻信仰过他们想要的生活的能力。威廉·A·盖尔斯敦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1993年到1995年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内

《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将对学术研究作用较大的宋代铜器著录书，包括吕大临的《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赵九成的《续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王厚之的《钟鼎款识》以及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择其善本集为一册。

本书所收集的材料为中国国民党军队在1937年12月为保卫当时的首都南京而与来犯的日本军队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包括目前能搜集到的中方有关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其执行情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的往来军事函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战役总结，当年南京保卫战的相关报道评论，以及南京保卫战参战人员的回忆录资料等等。1937年日军进占南京城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罕有的反人类滔天罪行。今天日本有些人却企图歪曲历史事实，隐瞒和否定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暴行。本书所收录的正史档案和口述史料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