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史料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反映了南京大屠杀前南京的地界、人口、市政与经济建设情况，以及1937年8至12月日机对南京4个月的空袭情况。

本书选编的文章，与前一本比较，收纳的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学者有关生态史研究、性别史研究的心得也有采撷，是考虑到运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从新的学术视角进行的探索，或许会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越世喻先生建议续编《趣味考据》收入“顾颉刚对大禹原型的考据”“陈垣等多种宗教的考据、后代学者对雍正即位问题的考据、对‘玄武门之变’的考据、对沈万三史事的考据等等”，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实现。考据学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风潮的动荡经历了几度沉浮，也发生了重大的革新。最显著的，就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的实践。王国维的研究，是考据学发生历史性进步的标志。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学术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

本书通过创新的体例、通俗的文字、别致的版式、丰富的图片等多种要素有机结合，使读者便捷、轻松地了解人类文明史知识，为其提供更广泛的文化视野、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回顾人类文明前行的坚实脚印，感受人类文明不断成长的历程吧。

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班彪的《后传》。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经过众多史家的努力，有关二十四史的订补之作，已具相当规模，仅从历代史目来看，即不下数百种之多。此类著名的学术价值及弥补原书之功效，学术界亦早有定论，现在的问题是，“正史之缺憾，赖古今学者之努力，受其弥缝者已不在少数，后人尽可利用已有之成绩而作進一步的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绩，将从何而求得之？”换句话说，一般学者如何去搜讨、利用那些多为善本珍藏，又分散于各处的前人成果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补编》，集二百四十余种订补之作于一爐，从而为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笔路之功，实不可没。然《补编》所及，只包括各史之表、志；那么对于纪、传等的订补之作，仍难寻觅。为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于《补编》之外，扩大收书的范围，凡与《二十四史》有关的订补著作，一九四九年以前编撰的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等均在选择的范围（《二十五史补编》已收之书，不再选入），编辑出版了《二十四史订补》共收书一百六十余种。此书出版后，甚得学界的好评。

《英藏黑水城文献》是将近700年以前以西夏文为主体的写本和刻本，是宋夏元时期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总量4000多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4年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劫取，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是俄藏的最大补充之文献来源，开展英藏、俄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是推动西夏学纵深发展的根本条件。

宋熊克所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即《宋中兴纪事本末》）又名《中兴小历》，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是一部颇受治宋史者重视的史学著述。但历来仅以《中兴小历》为名著录于目录之书，置放于学者案头，《纪事本末》之名反而不甚为人所知，以至作者姓名亦久佚无考。《中兴小历》虽有刻本流传，然而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及明初《文渊阁书目》著录之后，原本佚失，为世人所不睹，也已有六百余年。 目前流传于世的《中兴小历》，只有一个四十卷的《四库全书》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但此本并不是一个好辑本，主要问题是：一、为了避清乾隆皇帝的名讳，把书名改为《中兴小纪》；二、残阙不全；三、馆臣出于民族偏见，窜改原书。而根据四库本的抄本印行的几个传本，如清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刻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则不但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由于所据底本「原文讹夺，不可卒读」①，以及校点不善诸原因，错误较四库本更多。 《中兴小历》需要整理才能更好地利用。最近几年，我曾据宋人文献增补校订此书，虽有所获，但终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有幸的是，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看到了清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经考察，我认为它就是熊克《中兴小历》最早印行而以「纪事本末」为名的一个本子。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抄本现存二十册，七十六卷，不着撰人姓名，每卷之下题署「学士院上进」五字。每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其记事起于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迄绍兴二十年（一一五○）十二月，相当于四库本《中兴小纪》卷一至卷三四的记事范围，而高宗朝尚缺佚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的记事，可见抄本已非完帙。这个本子是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抄本，据书后所附宋筠的跋语，知抄本所据的底本乃「宋椠精本」，这从抄本中遇宋帝名讳多以他字取代，如「魏征」改为「魏证」，「齐桓」改为「齐威」，「章惇」改为「章厚」等情形中得到了证实。另考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宋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跋》，原书也只有七十六卷，知宋刻本流传至清初，已有若干卷散佚②。 朱彝尊和宋筠都可称得上饱学之士，然而他们都未对此书细加研考，推寻其作者并发现其与《中兴小历》之间的关系。查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载录宋代史书时已明确记载：「熊克《中兴纪事本末》，一名《中兴小历》。」王应麟虽不是熊克同时期人，但与熊克同时的记载既都归于泯灭，则此记载尤为宝贵。而《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七于绍兴元年五月江东大帅吕颐浩言韩世清可疑的一条记事后，有撰者所作的评述，其中说：「吕颐浩方招安张琪，而世清袭击琪，破之。颐浩以世清坏其事，故不乐。徽人罗汝楫在言路，尝欲为世清辩白而未果。今敷文阁直学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尝亲与克言之。」「亲与克言之」正是撰者自及其名。上述这段话，同样载于四库本《中兴小纪》的卷一○，可知两书本一书异名，其撰作者本就是一个人。明代中期所编纂的《明一统志》卷七六《熊克传》中也记载熊克「所著有《高宗纪事本末》及《九朝通略》」等书。另外，将此本与四库本对校，又可以发现两本实即一书。所有这些外证和内证，都有力地证明，由学士院上进的《中兴纪事本末》与后来改换书名刊印的《中兴小历》，其撰作者正为熊克，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熊克字子复，建阳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进士，「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③。宋孝宗淳熙九年（一一八二）七月以秘书郎兼直学士院④。其《中兴纪事本末》撰写于淳熙十四年（一一八八）前后。其书以「纪事本末」为名，是因为此书虽以编年为体，然而又注重把事件之起迄本末作综合记述，多「联书」之例，故初印时以此为名。而在有明一代和清代初年，这部《中兴纪事本末》是和《中兴小历》并行不悖的⑤。 学术界历来认为，《中兴小历》作为最早的一部高宗朝编年史，有其开创先河的功绩，但同时又不尽人意。如陈振孙批评此书「疏略多抵牾」，李心传批评此书「多避就未为精博」⑥，后人颇受其影响。但也有人公正地指出，其书「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其于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⑦。更有人指出，晚出的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小历》为本」⑧。这后一点尤为重要。尽管有人否认《中兴小历》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先河，但据我们实事求是核对，《中兴小历》一书什之八九都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整条全文收录，其驳正《中兴小历》处虽亦不少，但也并不完全正确。所以，《中兴小历》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容抹煞的。 既然可以认为《中兴纪事本末》和《中兴小历》是一本书先后刻印时所使用的不同书名，两书本为一书，而《中兴小历》在流传过程中几经灾难性的摧残，以致部帙不全，惨遭窜乱，则《中兴纪事本末》的发现，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一是，订正四库本《中兴小纪》及其传印本的讹谬。四库馆臣为避满族统治者的忌讳，曾对《中兴小历》大加窜改，不但改了书名，还对宋人称呼女真人的「虏」、「胡」、「贼」、「夷狄」，以及涉及女真人物、官职、地理名称等，或其认为有所违碍的字句，都肆行窜改。而此书由于是清初抄本，上述有所违碍的字词语句都一仍宋本原貌而未加改动，这是极为可贵的。 其二是，四库本及其传印本《中兴小纪》的缺佚，原本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四库馆臣在辑佚的过程中，曾有意或无意地对原本进行删削，以致全书残缺不全。今查《中兴纪事本末》，其多出《中兴小纪》前三十四卷的记事就将近七百条，几达十万言。四库本《中兴小纪》大量错讹脱漏的语句，在此本中也大都完整而无缺误。 其三是，在《中兴纪事本末》多出《中兴小纪》的记事中，有大量朝臣关于宋金和战问题和南宋内政问题的议论，以及现今已经佚失的宋人笔录杂记，这些都是研究宋金史的第一手资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多征引《中兴小历》的记事，但往往不注明出处，而且，此书也同样存在着清人窜乱的问题，故其相应部分的史料价值却不如此本。 略举数例：如《中兴纪事本末》卷四六，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下诏金人归还陕西地，令尚书省榜谕一条，记载宋廷应对和议及朝臣激烈反对的经过，援引御史中丞勾龙如渊所著《退朝录》记事一千余字，为四库本《中兴小纪》所遗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编为正文，又不注出处，此则是《退朝录》的原文，而《退朝录》久已佚失（此书凡六引《退朝录》，均极具参考价值）。 又如，《中兴纪事本末》卷五一，绍兴十年六月，刘锜大破金兵于顺昌。四库本《中兴小纪》对此战经过全无记述，所缺佚甚多。此书则不但有近一千字的记载，还援引了《顺昌破敌录》和《顺昌破虏记》两书的原文。后一书，号称搜罗极为宏富的《三朝北盟会编》亦未见引用，其所述金人韩常抱怨兀朮的话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失于记载。 再如，《中兴纪事本末》卷五八，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狱事成，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秦桧的回答是：「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必须有。」韩世忠则曰：「相公言「必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现存有关此事的史籍，「必须有」三字多作「莫须有」。而近人解释「莫须有」则多作「或许有」，几成学术定论。然而，「莫须有」三字的本意也即「自应有」，「一定有」，这是奸相秦桧硬要诬陷岳飞的典型语言，决不可作「或许有」解。应当说，此书作「必须有」是最接近秦桧语句本意的。正因为《中兴纪事本末》具有如上所述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现今把这部存世的孤本影印刊行，以利海内外研究宋金和战问题和这一时期历史问题的学者们参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它的出版发行，也将对深入探讨和研究南宋史学史，对《中兴小历》等有关史学著作的整理工作发挥作用。 由于是抄本兼是孤本，《中兴纪事本末》各卷都存在一些俗体字异体字和错字，个别卷次有错简的问题，如卷一上建炎元年五月庚子「李纲又上三议」等五条，似应移至卷一下建炎元年六月之前。请读者在使用时稍加留意。

本书收录有金一代文学家共242人的年谱，除元遗山已有缪钺、狄宝心先生详谱未收外，几乎囊括金代《中州集》、《中州乐府》、《河汾诸老诗集》三书全部作家。此书资料丰富，考订精审，全书分为二十二卷，是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填补了这项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的一种，是作者梁廷（楠）以“筹海防夷”为目的的著叙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合《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为一书，作者在书中历述了英、法、荷、葡、意、西等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企图用商品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与咄咄逼人的气势，并指出其唯利是图等特性。该书内容新颖、认识敏锐，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起着开先河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的所谓“四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项国说》，分别介绍了西方宗教、美、英法、意等国的概况，历述了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以商品和宗教打开中国大门的情况，反映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变中对世界的认识过程。

该书详细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的经历；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这部回忆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