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稿为社科院重大课题。书稿对郭沫若的生平与学术进行了全面总结与介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历史是由无数偶然形成的必然，而往往战争都处于历史发生改变的拐点之上。本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影响极为深远的24场战争，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涿鹿之战、城濮之战、垓下之战、淝水之战、唐灭东突厥之战、鄱阳湖水战、甲午海战……每一场战争都处于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节点，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出了每一场战争开创的战术战法与装备革新，更能看出在这些战争的背后，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精神的走向。时至今日，这些历史上的战争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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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林、孙培厚著的《孙开华评传》的传主是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的湘军将领孙开华（1840-1895），他16岁投入湘军劲旅“霆字营”，一生经历无数战斗，屡立军功，官至福建陆路提督。1874年日本人籍口“琅峤事件”（又称“牡丹社事件”）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孙开华率领“擢胜营”驻守厦门，策应沈葆桢处理“琅峤事件”，很后迫使日军撤离台.湾；1884年，法国人为取得越南宗主国地位挑起战事，并相继取得马尾海战胜利，并占领台.湾基隆。孙开华奉令驻守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区），他面对法军的船坚炮利扬长避短、随机应变，指挥官兵以“麻雀战”多次击败法国侵略军，取得了“沪尾大捷”，成为晚清的军事胜利，为清朝政府与法兰西政府的谈判增添了筹码。关于孙开华的研究，以往史学界涉及较少，本研究以孙开华的孙氏家族为入手，概述了他在“霆字营”的军事活动，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在处理“琅峤事件”和指挥“沪尾大捷”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

1934年完成的《中国近代史》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大的一部专著，曾被目为代表民国时代*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全书共19篇，约70万字，叙述起自晚清鸦片战争，迄于20世纪30年代初。跨越时间长，涵盖内容丰富，论断公允。其所论及领域极广，地理、民族、政治、经济、交通等。

《地图上的中国史》丛书是一套用地图解读历史工具性读物，共三卷，包括《地图上的中国史·第一卷（远古时期至东汉）》、《地图上的中国史·第二卷（三国至五代十国）》、《地图上的中国史·第三卷（两宋至中华民国）》。内容上以各朝代为脉络，涉及中国历史进程解读、朝代图说、朝代版图、古今地名对照、中外史海对照、史海钩沉、历史之谜、寻找今天的历史等主体板块，以及风云人物、杂文趣事、奇珍异宝、历史比例尺、历史长河时间轴、朝代帝系表等辅助板块；形式上以历史地图、图片、示意图、文字的形式组合呈现。

本书收录作者征集的一百篇日军暴行口述档案，征访对象遍及城乡，口述内容绝大部分为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也有少部分听长辈忆述。2017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爆发全民族抗战80周年。这百篇口述档案史料丰富，主题鲜明，文风朴实，记叙生动，除记录日军暴行下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的同时，还记载了日军推行奴化教育和建办慰安所的真实情况。该书的出版，意在为中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一个地区性的个案资料，这不仅是对侵华日军在常熟暴行的挖掘，也是一部生动的当代人口述档案，它不但对研究揭露侵华日军在常熟所犯暴行，而且对研究常熟地区的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江苏地区的抗日战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口述者大多为耄耋老人，他们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更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征集具有抢救的价值。

车明怀著的《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藏事论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大历史背景下西藏及涉藏历史，解读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文化、经济、地理因素及其必然，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西藏地方史应遵循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同时探究了明末清初的天下大势与清朝初期的藏事管理，对200年间的驻藏大臣制度进行分析并对驻藏大臣治理西藏的效能进行比较，研究驻藏大臣制度何以不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民国时期藏事乱局产生的历史原因。通过历史比较，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及边疆治理意识，同时分析与揭露靠前反华势力削弱中国的企图与分裂集团的活动。进而得出西藏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才能享受到安康生活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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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Jacques Gernet）在其所著《南宋社会生活史》的序言中也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更是这样评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是世界上*富饶、人口*多，在许多方面文化先进的国家。”其时，许多新的社会因素在都城临安萌芽，出现了种种异于往昔的社会新景象。日本许多汉学家认为，南宋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话，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以会稽（今浙江绍兴）漕运极不方便为由，诏令移都到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八年（1138）三月，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定都于此。由此，临安逐步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时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一书序中称都城临安的经济极其发达，不仅甲于东南，而且要超过旧京开封十倍以上。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更是称杭州为“世界上*美丽华贵之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