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研究论文集。甘肃天水放马滩秦汉古墓群于1986年被发现，在其400余件出土文物中，尤以战国秦木板地图、纸绘地图和竹简*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引发了相当高的研究热情。本书所选诸篇论文，主要以对木板地图和竹简简文的研究为主。

1915期间行迹和思考的记录。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幕后台前，奔走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整理这部书稿的直接起因，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丛书出版计划的需要，具有偶然性。而这部书稿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因此现在做些系统总结，也有其必然性。1996年至21世纪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期间，恰逢“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实施中。我的导师李学勤先生担任该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我因此有机会担任工程专家组暨办公室学术秘书，还负责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在这个多学科相结合的环境里，我得到了科研锻炼，开阔了学术视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后，国家又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又有幸继续参与工程预研究的一些论证报告与专题研究工作，使自己的专业思考又进了一步。这段经历，使我的确有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目标是相当于五帝时代的中国文明起源，跨度约一千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事关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跨度近两千年。五帝至夏商周总共三千年，占据了整个中国文明史的五分之三，时间长，涉及面广，而且，这又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奠基成型时期，意义重大。我一头扎进这深广的学术大海，几乎已没有回头的可能。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潜心理论思考，亲赴考古现场，分析相关资料，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课题的结项成果。围绕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展开了一定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如对慕容鲜卑的族属、渊源、名号、迁徙；五燕政权的建立、发展、衰亡；各政权的政区、职官、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北魏以后支系发展的线索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较深程度的揭示。十六国史研究，相对来讲五燕的研究较弱，将五燕合起来作综合研究的更少，本书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首次尝试。这项成果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具有弥补不足、促进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的意义。

本卷收集和编撰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中的祭祀、婚嫁、丧葬、节庆、季节与农耕、族规乡约、邻里互助等方面的经典故事，弘扬村落民风、民俗、民习，以及村落秩序与基层治理优秀文化。

《姜伯勤教授八秩华诞颂寿史学论文集》共收录论文30余篇。论文作者包括姜伯勤先生的学界友人及其门弟子，其中不乏在学界素有声望和成就的学者专家。论文集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关于姜伯勤教授学术生涯、学术成就及治学风格的评述与研究；二、关于中国史诸专门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

所谓原罪，因玄武门一役，他杀兄弟，逼父皇，登九五；所谓救赎，因其执掌天下时政清人和，天下大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的身上，充满矛盾冲突、铁血奇情。而他给后人留下的，除了一个煊赫盛世，还有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一本正经唐史2 太宗的原罪与救赎》从青年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到晚年李世民的病重去世，集中表现了大唐初期的快速发展史，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和波澜壮阔的征战史，娓娓讲述了一代帝王李世民的爱恨情仇，为读者呈现了李世民、魏征、李靖和长孙无忌等一批有血有肉的帝王将相形象。

《长江与莱茵河》为2017年10月举办的“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之论文结集，共收录论文25篇。论文作者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国外研究机构。所收论文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河流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河流与社会文化，河流、港口与城镇文化，河流、交通与商业，河流、技术与人地关系，河流、环境以及产业文化，等等。本书的内容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因地理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将其结集出版，旨在鼓励学者拓宽研究视野、开展国际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跨文化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套装上下册）》为2017年9月召开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论文合集。《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套装上下册）》中，全国50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围绕“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抗战大后方的社会变迁”“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抗战大后方的民族与边疆问题”“西北抗战大后方与西南抗战大后方比较”“抗战时期国际交往及国家地位”等展开研究与讨论，并发表著述。

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旧有节日传统的同时，引入和创造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在延续旧传统和创造新节日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被赋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华北根据地以节日为切入点开展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