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王叔岷先生，号慕庐，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简阳人。幼习诗书，及长，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兼 习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九年后，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九六三 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 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王叔岷先生治学，由斠雠入义理，兼好词章，万精研先秦诸子，遍校先秦汉晋群籍，撰有专书近三十种，论文二百余篇，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斠雠名家。限于各种条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已难于觅得。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国璎教授慨允，并得到中研院史语所、中国文哲所及华正书局、艺文印书馆、大安出版社、世界书局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将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学术成果授权中华书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体推出。在此，谨向王叔岷先生、王国璎教授及上述各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缪荃孙是近代著名藏书家，一生与书为友，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自幼嗜好读书，更酷爱藏书。经多年搜求，所得珍本秘籍多达10余万卷。为使所藏珍贵书籍不致流散，因撰《艺风藏书记》八卷，收书627种，10962卷。详载每种书的卷数、行款、序跋、书牌等，并详加校勘。后又陆续撰成《续记》八卷、《再续记》，共载书861种，15000余卷。我社现将《藏书记》、《续记》、《再续记》标点整理出版，以使缪氏珍藏泽惠后世，为读者所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钱氏吴越国的文献和文学。关于此研究对象，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如下条则：第一，作为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其版本现存于中国大陆者共有二十三个；这二十三个版本分三个源流：一为清钱遵王家藏述古堂本，二为吴重熹所跋抄本即四库全书本，三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吴越备史》的精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而非前贤认为的四部丛刊本和学津讨原本。第二，钱氏吴越国的著述情况是：作者49人，著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就著作的卷数多寡而言，僧人、王室、幕僚三类作者差别颇大，分别是1311卷、685卷、385卷；吴越国的著述就作者人数、著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三：人数次于南唐和后蜀、种数次于南唐和前蜀、卷数次于南唐和楚国。第三，钱镠对两浙地区的历史贡献既表现于政治上制定了尊奉中原，虔诚事大的国策，从而使无数百姓躲过了杀身之祸，也表现于经济上扩建城池、发展水利的作为，从而为两浙发展奠定了千年之基；其中谨遵事大国策时所表现的在帝王宝座前的戒惧心理和矜持态度，历史上唯有曹操可以媲美，尤为值得留意。第四，吴越国王室文人的代表是钱镠；以民为本、爱民保民是钱镠诗歌的主导思想，建功成名、敬天畏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形态；大笔勾勒、场面壮阔、乐观开朗是钱镠诗歌艺术上的三个显著特色；钱镠诗歌艺术特色的成因有三个：一，戎马倥偬使写战乱景象的时间受到限制，二，文艺末事的态度使写诗的心情受到影响，三，杀伐果决的个性使写诗的冲动减少；钱镠诗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一贯的乐观主义使吴越国王室文学与南唐二主的感伤主义文学相比，不惟了无愧色，亦且傲视群伦。第五，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就显著者集于钱镠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罗隐、罗邺、罗虬三人之诗，从思想性到艺术性，皆有龙、虎、狗之别，吴仁璧堪称七言律绝之作手，惜乎死于非命；吴越国幕僚文人，成就有限，不及南唐国、西蜀国之幕僚文人，亦不及吴越国王室文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三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安福祸国记》是记述皖系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活动的一部专书，对安福俱乐部缘起及其把持政治、操纵选举以及该部重要成员简历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段氏卖国记》揭露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卖国乱政的种种活动，为了解和研究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参考资料。

《革命史谭》是一部叙述辛亥革命掌故的笔记。作者陆丹林，广东三水人。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于右任、陈少白等人多有往来，耳濡目染、闻见颇多。20世纪30年代先后主编《逸经》、《大风》等刊物，经常在报刊上撰文，后辑为《革命史谭》、《革命史话》等书，本书内容包括史实考订、党人逸事、人物传记等，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梅楞章京笔记》是有关辛亥革命的随军笔记，作者丁士源、字问槎，浙江吴兴人，清末毕业于武备学堂，武昌起义时任清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长。本书主要记述武昌起义时，清政府采取的一些防御措施。以及荫昌秘密会见袁世凯的情况，这些均系作者亲身经历。其中记述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时的军事部署尤为祥细，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资料。

《闽浙阵中日记》所记为1924年3月至6月，闽军臧致平、杨化昭部第一、第二、第三师由福建安海、厦门撤退，经过西至浙江常山，沿途行军作战的情形。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是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北京政变记》记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经过，如实地收录了部分当时各方的记载、报导和电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介绍了晚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由来。《尚书古文疏证》成书及其对立于学官的经典诠释的商榷意见。展示了《尚书古文疏证》考辨《晚书》二十五篇的具体进程以及后来学者对于《疏证》的衡定与辨正。叙述了阎若璩、毛奇龄的生平和著作及其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并介绍了《古文尚书冤词》的著成及其内容、失误与意义。通过上述围绕阎若璩、毛奇龄辩论《晚书》公案的史实的清理，最后附带提出清代学术从清初的形态转到中叶的新形态的一个解释。

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盟誓盛行的时代，这一特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显得极为特殊，本书是对春秋时期盟誓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首出之作，全书在“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的分析框架下，从探讨盟誓的概念入手，全面梳理有关春秋时期盟誓的各种文献以及考古材料，渐次研究盟誓中宗教性与政治性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变动，对早期盟誓的起源、形态，对春秋盟誓的仪式、载书等也有细致的研究。本书构架合理，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大幅度的推进，可供先秦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作了大胆，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史的残暴，《魏其武安侯列传》提示外戚的弄权和相互倾轧，都写得很出色。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尖锐抨击，是难能可贵的。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魏公子列传》里着重赞扬了侯嬴、朱亥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货殖列传》则通过商贾活动的描述，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栩如生的剪影，构成色彩斑烂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是《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之所在。当然，《史记》也有其局限性。司马迁的历史观基本上仍是唯心主义的，有些记载对个人的历史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有关封建迷信的神异传闻未能完全剔除，宿命论的思想也时有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