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四史"之一。全书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期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本书由民国著名教育家、编辑秦同培先生选编翻译注释并点评，商务印书馆编辑、学者宋晶如先生予以校订。凡《汉书》原文篇幅过长不必全文收录者，或者其中章节内容独立性强的篇目，本书在选辑时予以节删。文中难解字句详加注释，译文浅近晓畅，颇便阅读。

《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译注》是史学大家瞿蜕园编著的中国历史普及作品系列中的一部。本书译文由文艺理论家俞汝捷编写。本书从鸿篇巨制的《通鉴》中选出了20篇能体现原著特色，并使读者开卷获益的篇目，颇具眼光。本书各篇文前都有一篇数百字至千余字的题解。根据需要，题解的写法颇为灵活，而目的都是为了增进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对本文内容与写作手法的理解。注释是选注者用力颇勤之处，也是本书特别出彩之处。从中可看出注释者学养的虚实、功底的深浅。本书适合文史爱好者阅读，也是《资治通鉴》上乘的入门读物。

本书按专题分为四章： 《红六军团西征湘西》《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及《湖南边区的游击战争》， 时间跨度为1934年7月至1938年6月。每个专题由概述、文献与参考资料三部分组成。概述由文字与长征在湘期间老照片组成，以时间为序宏观介绍红军长征在湘期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文献和参考资料以时间为序，主要收录红军长征在湘期间，敌我双方所形成的有关档案史料，并加以注释。本书的出版，将以丰富的手档案资料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还原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全景式地展现红军长征在湘期间如何英勇作战，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面貌，有益于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由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著，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254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本书由现代文史大家、书画家瞿蜕园选编、译注。瞿先生选篇注重事件的连贯性，读起来首尾相连，文意贯通，眉目清楚，克服了原著编年体述事零碎的缺陷，使读者能了解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同时也可窥见《左传》全貌。本书的作者亦为史学大家，翻译和注释都只取达意为止，不采取过于严格的考证方式，以免增加读者不必要的负担。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记载我国古“礼”的三部儒家典籍，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活动和民众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是先人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三礼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第一部有关三礼学的通史性专著，对三礼学从先秦至当代的学术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三礼学著作进行深入的梳理和阐发，同时还探讨三礼学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三礼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本书不仅对于深化三礼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本书是对南宋儒臣魏了翁所撰《周礼折衷》进行校勘、注释的著作。本书校勘以南宋开庆年间刊刻的《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录的《周礼折衷》所载“大宰”至“职币”、清同治年间刊刻吴棠望三益斋本《周礼折衷》所载“司裘”至“夏采”为底本，以明嘉靖年间刊刻安氏铜活字本、清乾隆年间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周礼折衷》“大宰”至“职币”、望三益斋本《周礼折衷》“大宰”至“职币”、商务印书馆1922年编纂《四部丛刊初编》所收录《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周礼折衷》、蒋汝藻影宋抄本《周礼折衷》、北宋王安石所撰《周官新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张海鹏辑刻《墨海金壶》本、清钱仪吉辑刻《经苑》本、《四部丛刊初编》本、程元敏辑著《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杨小召校点本）、王安石所撰《周礼新义》（张钰翰校理本）、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等为参校本，对《周礼折衷》进行精心校勘，以求得一较准确、可靠的整理本。同时，本书还对魏了翁评析之语及其征引前世儒者若干重要经学诠释理论进行了精心校勘和诠释。因本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荣获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上册《吴王阖闾传》：本书描述一代雄主吴王阖闾的故事。吴王阖闾，姬姓，名光，又称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公元前548年，诸樊在战场中箭身亡。后王位被余眜之子僚继承，吴王僚平庸无能，贪图享乐，没有作为。而失去继承权的公子光见大局已定，暂时没有抗争。公元前515年，公子光结识楚国人伍子胥。伍子胥出逃吴国，在市场上吹箫乞讨，公子光便暗中与伍子胥联手，谋划夺位。在一场夜宴上，义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夺取王位，史称吴王阖闾。此后吴王阖闾邀请在吴国避难的军事家孙武出山。被后世尊为文圣和武圣的伍子胥和孙武在吴国走上历史舞台。吴王阖闾施展雄才大略，委任伍子胥为宰相，孙武为大将军，实施伍子胥的治国方针，建立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吴国迅速崛起。公元前506年，吴军伐楚，孙武以少胜多，占领楚国首都郢都。战后，吴国一跃而跻身大国行列。下册《吴王夫差传》：本书以夫差复仇兴国，成就霸业后迅即覆亡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灭吴为两条主线，中间穿插范蠡、西施与夫差之间的情感、政治纠葛，情节跌宕起伏，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两千多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被越国打败，阖闾身陨。夫差带着悲痛和仇恨登上了吴王的大位，整军经武，欲报越国一戈之仇。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派军进攻吴国，兵败求和，入吴为臣。在此期间，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为施美人计，范蠡甚至将自己的心爱的浣纱女西施献给夫差。三年后，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放勾践一行归国。公元前482年，夫差举兵北伐，黄池会盟；勾践乘虚而入，杀吴太子，迫使吴国求和。随后几年，越国在笠泽大败吴军，吴国自此一蹶不振。此前，夫差错杀伍子胥，羞愧难当，悔不当初。与勾践对峙几年后，夫差终被打败。他拒绝投降，自刎而死。与他共同生活了17年的西施，早已和夫君结下了深厚感情，亦服毒自尽。

该书由宇文鲜卑资料辑录和段部鲜卑资料辑录两部分组成。二者均包含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史书以及大型类书、地理总志中的有关资料。前者断限上起宇文部见诸史载，下迄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后者断限上起段部鲜卑见诸史载，下迄东晋穆帝升平元年。

“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本书包含东胡和乌桓（丸）两部分内容，二者均收录了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史书以及大型类书、地理总志中有关东胡和乌桓（丸）的资料。二者的编排方法皆以正史为主，以本纪为纲，重出者集中排列，歧异者注明。 所收录史料过长者，与东胡、乌桓（丸）关系较小之部分，酌情予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