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的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了使更广大的读者读好、读懂《史记》，中华书局特约请当代“《史记》大家”韩兆琦先生等做了《史记》全书的原文校证和白话翻译工作。本书的翻译水准堪称国内一流，充分体现了当代翻译《史记》的最高水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记》历时久远，原文中有一些错误，很多《史记》点校本也未解决，韩兆琦先生多年研究《史记》，纠正、校勘出相当数量的原文错误。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为读者提供了最为方便的读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史记》原典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历史的源远流长。

《铎书》系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韩霖所著。当时，在每月朔望的次日，他的家乡绛州都举行乡约，由知州召集士大夫、学官和生员宣讲圣谕。韩霖受命宣讲明太祖的“圣谕六言”，他以一种跨文本的诠释方式，将天主教的伦理思想与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传统（儒家的精英理论）和小传统（受佛道影响的善书理论）熔于一炉，尝试着进行一种不露斧凿之痕、但本质上为天主教的伦理建构。《铎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国际汉学界非常重视的一部融会儒耶的伦理学著作。

《汉书》亦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撰。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成阳市东）人。据《汉书·叙传》所载，班固为名门望族出身，自称为楚贵族之裔，楚亡迁于晋、代间。其先祖自秦汉之交居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百群”，汉初“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就为边地豪强。从五世祖班长起，由富渐贵，从豪强变为官吏。曾祖班况以大臣名家占籍长安，女为成帝婕好，家累千金，官至左曹越骑校尉。大伯祖班伯，通晓诗书，为定襄太守，“郡中震栗，成称神明”。后官迁水衡都尉、侍中等职，为成帝亲信。二伯祖班亦受成帝器重。当时人谷永称：“建始、河平之际，评、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汉书·叙传》）祖班徲，哀帝时为广平相。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历任徐令、司徒掾望都长等职。他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论衡》的作者王充，就是他的学生。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序贺《南口风云录》问世第一章南口历史探源北魏成名的南口村八达岭及八达岭关城居庸关与居庸关关城元朝皇帝与龙虎台行宫明成祖路经南口北上亲征明宣宗明英宗与龙虎台行宫明武宗路经南口塞外游幸李自成路经南口长驱京师清世祖与龙虎台行宫慈禧路经南口落荒而逃古代诗人笔下的居庸关古代诗人笔下的龙虎台明代诗人笔下的燕平八景古代诗人笔下的南口昌平第二章京张铁路通车袁世凯奏准开办京张铁路詹公天佑先师与京张铁路詹公天佑先师与南口始建京张铁路的其他专家京张铁路始建时的车站与桥隧徐世昌与京张铁路京张铁路通车与南口茶会孙中山先生视察京张铁路南口火车站史话南口机务段史话南口机务段的马莱型机车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史话南口铁路医院史话第三章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军与南口大战四方联军与南口大战闻名中外的南口抗战侵华日军南口暴行录张家口保卫战与马刨泉歼灭战激烈无比的上下店战斗惊心动魄的“岔道之战”平津战役与高崖口战斗国民党驻军南口暴行录第四章对敌斗争片段何孟雄与南口工人运动“四·一二”大屠杀与王德林就义南厂工人齐心协力斗工贼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长福地下工作小组南口与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谷全喜地下工作小组南口与昌平解放区震惊南口的“泰陵事件”南口和昌平的革命烈士第五章南口镇史沿革南口镇镇史沿革南口镇党史沿革平律战役与南口解放南口邮政业务史话南口电信业务史话南口镇自来水史话南口的公交客运史话南口供电业务史话近代中外名人与南口贯穿南北的地下人行通道基督教与基督教南口堂南口的大街与胡同南口的东河套与西河套风格独具的南口公园第六章南口风俗民俗南口的气候时令与民俗南口的老集新市小有名气的老字号名肴一款“南口肉”南口的土特名产解放前的少儿游艺活动-第七章文教文娱拾零历史悠久的南口铁路职工子弟小学闻名遐迩的南口镇小学三足鼎立的私学馆人才辈出的南口司机养成所享誉中外的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南口的中学教育民主舞台与南口工厂俱乐部南口地区铁路俱乐部南口工厂业余京剧团南口地区铁路业余京剧团南口建筑工会业余京剧团南口的民间花会与文体活动第八章文物古迹遗存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与詹公之墓南口的文物性建筑南口的十方宝林寺唐代敕建花塔和平寺居庸关的寺庙建筑群燕京八景与居庸叠翠燕平八景与南口二景关沟处处皆美景南口周边的五景区南口周边的古代名城南口周边的名村南口周边的名山南口周边的隘口南口周边的沟谷南口周边的古树名木南口和昌平的明代名墓南口和昌平的清代名墓南口和昌平的其他名墓经由南口逛十三陵第九章英模人物撷选转战南口的郑维山将军转战南口的蔡长元将军转战南口的陈仿仁将军转战南口的杜瑜华将军北京卫戍区后勤部部长李玉堂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魏应吉公正廉明的检察长尹尚跃中国嘉陵集团总裁郝振垄有口皆碑的人民代表艾存义工会干部的表率赵子忠战斗在昌平老区的陈洪林南口机务段的老书记孙魁士南口站的老站长杜德文颇有建树的教育家侯登峰享誉京师的资深律师姜连科太原铁路局老局长刘振东调车起步的处长孙裕光詹天佑纪念馆顾问刘杨三多才多艺的张德宝著名京剧票友白大鹏扎根南口的城市姑娘白贤南口完小的老校长崔自强南口镇党委的老书记赵崇喜“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蔡连兴优秀的党务工作者蒋思本昌顺县委城工部部长李金亮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为南口赢得荣誉的其他同志第十章南口的今天与明天主要参考书目及资料后记浓浓家乡情

《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精选了《我所接触的胡耀邦》、《我的政治经历》、《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在革命家与文人之间——与黄秋耘家人谈黄秋耘》、《跨过生命的门槛——纪念我的妈妈陈琏》、《艰难的生存——想念潘旭澜》、《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等50余篇2007年度中国文史佳作。

《后山谈丛》和《萍洲可谈》是宋代两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前者对北宋重要史实人物关注尤多，间或涉及书法绘画、农事水利、佛徒道流以及奇闻异物等；后者为作者朱彧随父游宦所至见闻的记录，尤其在广州的见闻更为可贵，另外亦涉及宋代朝章国故、士人风气等。两书史料价值甚大，有裨益于宋史研究。两书皆由李伟国先生整理，校点精严。

宕昌地处甘肃省南部，陇南市西北部，历史上为古西羌地，设立过国、州、郡、县等建置。勤劳勇敢的宕昌人民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经历了上下几午年的风风雨雨，在地域建设史上有过它的辉煌，从荒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业绩卓然，功不可没。尤其在改革一蔟二十年来的战斗历程中，各行行业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生活逐步迈上了小康。昨日伟大复兴，抽象来今天的繁荣昌盛，修志工作者在《续编中》都给予了详尽的记载，在存史、资治、教化上皆可汲取一定的营养，掩卷默思，感慨良多！

《中国历史典籍导读（下）》立足于对传统“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改革，选取先秦至明清传世历史典籍五十多篇，以及十篇出土文献和档案、契约等，分七个单元，各单元前有对相关时代或性质史籍的概述。每篇选文前有对史料价值、出处、版本的说明。《中国历史典籍导读（下）》也是一部阐述中国典籍产生、初兴、迭兴历史的专著。分别讲述了隋唐史学与史籍，宋元史学与史籍，明清的史学与史籍，非传统的历史文献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