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笺史》书对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畿的史学著作《史通》作了详细的注释和阐述，在历代各家旧注之外，别著《笺记》以申述，纠正诸家之疏失，增补诸家之未及新义迭见，是研究《史通》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曾接受中央交办的任务，精心排校印制了一批线装大字本古籍图书，包括点校本“二十四史”、 《李太白全集》、五朝诗別裁、唐诗三百首等，供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这批线装大字本古籍，用特制专用的字模排版，以传统线装工艺印制，字体醒目，版面疏朗，纸质轻软，古色古香，便于捧读和收藏。其中线装大字本“二十四史”印制一百五十部，流传极少，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收藏珍品。点校本《史记》由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持整理，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书，于1959年9月出版。线装大字本即以标点本《史记》为底本，保留了标点本的全部标点和校勘成果，于1977年4月出版。鉴于线装大字本《史记》的阅读使用价值和收藏鉴赏价值，现特予以仿真重印，限量发行，以应读者之需。本书共6函52册，版本独特，装帧、印制精美，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其中，《史记》（线装大字本）封面采用蓝色瓷青纸，正文为单宣纸，函套为蓝色亚麻布。限量发行700套，附精美藏书票，配实木箱。

《帝王略论》作为初唐时期的一部通史性著作，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包羲、炎、黄，下迄隋朝灭亡，其评论所及则上起夏禹，下至隋文帝，既有史的叙述，又有评论在后，史论结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帝王通史。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帝王略论》在对人物的评价中，广泛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唐朝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刚刚从隋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走出来，他们对于得天下不易、治理天下更难这一点的体会更深刻。于是，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注重从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和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中寻找有效的治国方略，这样就形成了自西周初年和汉朝初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大总结。《帝王略论》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集团的要求。所以，“览前王之得失”、“以古为镜”，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就构成了《帝王略论》撰写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帝王略论》是用一问一答的新颖形式撰写的最早的一部有关历史评论专书，并对中唐以后的通史撰写和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它就不仅仅是初唐史论的代表之作，而且在整个唐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进而在唐朝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都应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宋论》以舒士彦先生点校整理的《宋论》为底本，凡文字有“校勘记”处，依“校勘记”直接改正；标点也以此为主，仅个别地方有所改动。篇目的选择，遵循本套丛书的统一要求，尽可能入选原书中论述有见地和体现作者主要观点，同时又富有趣味性的篇章，每篇内容也尽可能保持完整。因原书每篇都不立题目，舒士彦先生在点校整理过程中，在每卷这下为之添加了篇目顺序号。为阅读方便，笔者在舒先生篇目顺序号的基础上，又尝试着拟加了篇名。

《吕氏春秋》分析和论述了《吕氏春秋》与先秦各家的异同，并进而论述了“兼容并蓄”这一杂家的特点，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吕氏春秋》之前，苟子、韩非已经不公开地采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之后，汉、唐到宋、明各大学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外来的佛学思想，也被某些学派所吸取。因此，《吕氏春秋》此次再版，书名改为《：兼容并蓄的杂家》，以突出“兼容并蓄”这一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初版的书名《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是丛书编者建议采用的。）“兼容并蓄”虽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但能否择优“兼容”却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采取“霸王道杂之”，于是有了汉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惊异的是，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与《吕氏春秋》的主张十分近似。《吕氏春秋》指出：“前者是事后总结得来，后者是事前预先规划，中间隔了一个秦王朝。秦王朝的产生和崩溃，是汉初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契机，它雄辩地证明了《吕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预见的可贵。”同时，这也说明了“兼容并蓄”不能是简单地凑合，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选择、综合各派优秀思想，才能成为新的思想体系。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记载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征犬戎，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共五百多年的历史。从编撰体例上看，《国语》属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为《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其中，除《周语》、《郑语》记有西周少量史料外，主要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内容。虽然是分国记事，但各国所占篇幅不一，所记史事也并不是很有系统，重点是记叙各国君臣的言论。我国古代史书原有记言与记事两种形式，如《礼记•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国语》就是这样一部记“言”的史书。当然，“言”与“事”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同时也记载了很多言论，而《国语》虽以记言为主，但言论免不了托事而出，某些故事，例如《晋语》中关于骊姬谮杀申生、公子重耳出奔的情节，甚至比《左传》更加完整。《国语》的作者，相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左丘明还是《左传》的作者，《左传》以记鲁国史事为主，故称为《春秋内传》，《国语》分国记事，故又称为《春秋外传》。但是，将《国语》的著作权归在左丘明之下，这种说法很不可信。《国语》各篇内容与风格存在较大差别，例如，《鲁语》多经生儒生言；《齐语》多法家言，内容几乎全同于《管子》；《晋语》重记事，“则出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和纵横思想”；《吴语》、《越语》，尤其是《越语下》，多黄老家之言，已经是战国时期的思想。（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国语》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其编定成书应不早于战国时期。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江苏常熟人。诸生。治经之暇，以剞劂为己任。劳树棠称其“积学储宝。闭户饮真，尤喜传刻古书”，并“精于校勘”，洪亮吉称其“嗜古若渴，家藏书至数十万卷”，而又“校雠精审”。（均见本书序）先后汇刻了《学津讨原》（一百七十余种，一千零四十三卷）、《墨海金壶》（一百十七种，七百五十八卷）、《借月山房汇钞》（一百三十四种，三百一十二卷），又以《太平御览》为类书冠，得影宋钞本而详加校勘，重新刊布（参江澄波等编着《江苏刻书》），从而成为知名的丛书编刻大家。清代以来，考据之学盛行，流风所及刻书业，遂有一批严于选择、精于校勘的丛书问世。干嘉学者张海鹏，汇集大量前人著述，据明毛晋《津逮秘书》加以增删，重新编订，得一百七十七种，都是四库著录明代以前有关经史实学、朝章典故、遣闻佚事或书画谱录可备考证之书。又广泛搜求善本详为校核。从刘勰《新论》“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翠不传”之旨，而取名为“学津讨原”。本书汇集了一大批极有学术、资料价值的古代文化要籍，堪称研习古文化者不可不涉之津原。《学津讨原》有嘉庆十年（一八○五）张氏照旷阁刊本、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张氏刊本影印本。我社此次出版即以张氏照旷阁本为主，又精选其它数十种丛书中之善本参人。

世上除高山荒漠，天下之多者水也，正是由于河流的重要性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成书，《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写，他生于世代宦官家庭，历览奇书，被后世称誉为“圣经贤传”。水经所引我国之水一百三十七，江河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全书30多万字。该书纳入《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在宋朝时，苏东坡有所研究，近代胡适等人深讨，并受到国际的重视，被译成西欧国家的译本。《水经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问，利用水经注记载的资料，推算黄河陕西段在历史上的溯源侵蚀度。解决了广州前身古番番禺城址问题，在内蒙古，郦道元目击记载查勘了绵延二万一千平方公里古代岩画。浙江：海盐、句章、鄞县、冶县，诸暨、山阴诸县均是会嵇属县（句章、冶县古代名）。有关绍兴鉴湖记叙的最早资料曹娥江，古称浦阳江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300多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宗整，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资治通鉴菁华录》（原名《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问吴楚材、周之炯、周之灿选辑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吴楚材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成就了这样一部古史精华的荟萃。吴楚材选编的《资治通鉴菁华录》从体例上看，有纲有目（纲简略而目详细），全书以帝王在位的时间编年，将我国重大的历史事件梳理得脉络清晰，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都有所记载。它简明扼要，通俗易知，不尚玄奥，不敷铅华，年经事纬，力求平实，有一编在手，诸史于胸之效。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古史，对林林总总的众多史籍，《资治通鉴菁华录》不失为一把入门的钥匙，一个登堂的阶梯。

暂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