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象着这样一副场景：哥伦比亚麦德林可卡因垄断集团成功的发动一起对美国的军事袭击，迫使美国允许可卡因合法化，并允许该垄断组织将毒品出口到美国五个主要城市，不受美国监督并免予征税；美国政府还被迫同意贩卖毒品的官员管理所有在这些城市活动的所有哥伦比亚人。此外，美国还必须支付战争赔偿1000美元——这是哥伦比亚向美国输出可卡因所发动战争的花费。这幅场景当然荒谬绝伦，就连最出格的科幻小说作家也无法做出如此狂热的想象。然而，类似的事件在19世纪的中国确曾发生过，而且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但是，两次战争的挑起者都不是蛮横无理的哥伦比亚销售商，而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大不列颠，他把类似的条件强加给了中国。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写到，“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外交”。如果这位普鲁士军事理论家研究过中国的鸦片战争，他大概还会加上一句：滥用违禁物则是外交的另一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战争更有效。1839——1842年及1856——1860年的两次战争统称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以及后来的法兰西帝国与清帝之间的战争。时至今日，这场战争以被西方世界轻易的遗忘或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然而对于中国人以及东方民族来说，这两次冲突仍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令人尴尬的历史印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冲突也留下来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以无耻的手段对待东方的永久的、令人难堪的象征。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傲慢的行为和殖民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美国封锁古巴，英国驻兵被爱尔兰。此前西方出版的关于这场冲突的书籍都经过了欧洲中心论史学家观点的过滤，他们对两次战争的批评问题未予重视或者忽略了，其结论认为使人吸食上瘾的毒品是合法的，并对西方列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进行殖民的行经予以认可。尽管鸦片战争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然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依然值得关注。鸦片战争也是权力与腐败、人性的脆弱、贪婪和愚蠢的戏剧性演绎，虽然国际毒品贸易是故事的核心内容，然而它最终反映的还是文化的冲突。战争的代价非常高，并牵涉到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第一，中国的自信。中国有着近四千年的历史传承因而坚信它是普天之下文明精粹之所在，视其他国家为蛮夷，不以平等礼仪、而是以“纳贡者”相待。第二，中国对于茶叶的垄断生产（以及相对较低程度上对奢侈品，如丝绸和瓷器的生产），加上它只允许用白银支付对这些产品的购买。第三，不列颠可是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对于自身的基督文明中的道德伦理和物质优越性同样自负，认为其他国家应对其平等相待（即使不能视为高人一等），而不是将其视为从属国。为了这点，即使给成千上万的黄种人提供毁灭性的毒药也再所不惜。一位历史学家曾写到，鸦片是被放到驼背上带到可中国，而它最终折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逐步形成为两个巨大的战场—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在敌后，国民党也开展了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战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但是，双方在政治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毛泽东曾经指出：“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于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在战略防御阶段，两个战场配合较好。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产生了较大影响。八路军人晋以后，先后参与平型关、忻口和太原战役。新四军在鄂豫边区，也配合友军与日军进行了数十次规模不等的战斗。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默契配合，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就作战1600余次，歼灭敌人5.4万余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38年至1943年，作战6.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59万余人，粉碎日军“扫荡”、“清乡”細余次；在1944年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30万人。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整个中国反侵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两个战场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否认任何一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是整个中国战场和民族反侵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图说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就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用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全貌。该书图片珍贵，资料翔实，语言平易浅近，阅读《图说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可以了解抗日战争的悲壮史实，重温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本书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以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生动活泼的纪实文笔，提供了东北抗日联军史诗般的事迹，又突出展现了抗战将士的个人风采和动人事迹。全书既有故事，也具有可视性和可读性，是一部优秀纪实作品。大批日本关东军高级战犯都曾与东北抗日联军交过手，其中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录：“在大东亚战争中遭到惨败的今天，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深刻反省自己，冷静地批判日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以为是有必要的。日本及日本人如果能从内心来反省，改正过去的错误，完全放弃侵略主义，一心一意为创造和平的文化而努力的话，也许能有在和平的意义中复兴自己的时期。”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丰碑。它镌刻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日本侵略者决死战斗，最后取得胜利的业绩；镌刻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这座历史丰碑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本书旨在通过大事典的形式，展示这场战争的历史画卷，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丰碑。它镌刻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日本侵略者决死战斗，最后取得胜利的业绩；镌刻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这座历史丰碑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作为一段悲壮而激越的民族记忆，60年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久经不衰，无论史料的编纂、专题的研究，还是全貌性的编著，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编写本书，旨在通过大事典的形式，比较生动、具体地展示这场战争的历史画卷，既可作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也可作为检索抗日战争有关知识的工具书。 本书是上海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几经努力的成果。早在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上海社联就组织有关学者开始了这项工作，并形成了初稿，供内部交流。这次，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进一步普及抗日战争历史知识，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主持了初稿的全面修订工作。经有关成员的共同努力，现提供正式出版的书稿，已焕然一新：收录事件作了补充，从原有的163件增加到210件；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事件内容作了必要的充实和修改，力求叙述更为准确，评价更为公允，表述更为规范。

本书是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单行本。

《历史的壮丽回响》中展示了社科理论界部分同志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认知和理论思考，体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搂的思想旨趣。全书共收录论文40余篇，论题涉及抗战争的历史经验与历史启示、抗战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民族统一战钱、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与民主政权建设、抗战期间的国际援助、战时大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德日两国的战争观及其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等各个方面。这些论文，有的是作者在长期教学、科研中悉心研究的心得结晶，有的则是深入进行沈史学习和思考的产物，尽管题旨不一，文风各异，但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含量和学术价值，也不乏理论上的睿智卓识。展读这些论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过去的那场战争，而且也有助于启迪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理论思考。<

土家族是分布在中国内陆中西结合部武陵山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遥远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巴人。然而，现在的土家族不仅仅是巴人的后裔，还包括古代活动在武陵山区的其他族群的融入。这些民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延续下来，而是融合为一个新的族体，到宋代，生活在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古代族群逐渐以“土人”、“土丁”、“土兵”的称呼见于史籍，并与苗民、客民（汉民）区别开来，这就是后来的土家。在历代实行土司制度时，中央王朝基本实行汉土隔离政策，即所谓“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这种隔离制度一方面使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但另一方面也使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改土归流以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土家族社会文化逐渐转型。吸收汉文化随岁月俱增，以至晚清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家人自己不认为是土家了。将自己混同于汉族。一部分土家人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有特别的不同之处。一些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特征的土家人被误认作苗族，因而才有20世纪50年代的土家族识别问题。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剐，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身份逐渐恢复，具有民族标志意义的民族文化事象被挖掘整理出来为外界所熟知。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后，要求恢复民族身份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以后的每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都有超常的增长，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攀升到802万。当代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慈利、武陵源等区县，常德的石门等地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的长阳、五峰等县；重庆的黔江、石柱、酉阳、彭水、秀山等县；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等县。土家族由于处于内陆并长期与汉族交往，社会文化逐渐接近汉族，但在不同区域，文化特征差别明显，其中酉水流域、溇水流域、乌江流域、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社区里。土家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度、广度也不同。因而，文化变迁的速度也不相同。文化的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有的社区土家族传统保留多一些，有些社区保留少一些。有些社区与本地汉族社区没有什么差别，更多表现为区域共性。譬如，土家语在大多数区域已经消失，可是在酉水流域一些偏僻山区还有保留。要完整地认识土家族社会和文化，需要进行不同类别的社区调查研究才可能实现，通过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来认识土家族社会文化全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各区域传统迅速发生变迁。要认识当代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状况及其规律，不可能在书斋里通过文献来实现。应该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获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工作是田野工作。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式革命”以来，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在土家族研究中，老一代民族学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完成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为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后代学人应承继老前辈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有机结合的好的研究传统，把土家族研究推向深入。

该书是一部个人学术专著。书中收有作者多年来创作并曾分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20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作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俗、人文、军事等诸多领域，其特点是：①全书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红线。书中所收的大多数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多侧面反映出在西藏主权归属问题上的鲜明史学观、文化观和正确立场。②重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作者在有关论文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正视对现实重大问题研究，才有利于科学地解释和回答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才有利于为现实服务，促进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③有旁证博引，考证严谨，见解独到，观点敏锐之特点，诸如《活佛转世传承的文化内涵》和《藏军若干问题初探》等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一点。④探索了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如书中所收的《藏族文化新建构刍议》和"文化结构与社会的现代化》等文章，都以藏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为切人点，凭借作者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乏真知灼见，闪烁着思想智慧和哲学睿智。因此，这部论著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集知识性、理论性和现实性为一体，是一部值得推荐和阅读的上乘之作。

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现代口述史学，而在我国口述史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本次高级论坛还分别举行了学术演讲会和学术讨论会。在学术演讲会上，虞和平、步平、王合忠、周新国、谭继和、姚力等进行了学术演讲。张宪文、崔之清、朱汉国、朱元石、庄建平等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交流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有关口述史的基本概念问题和开展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原则；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一个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有关领导机构及其工作班子，它必须有力推动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及其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