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是中国近代资产阶段改良派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政台事件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和割地狂潮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　培养骨干　著书立说　公车上书　救亡图存　组织学会　发行报刊使维新变法运不断高涨，其失败的原因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是发人深思的。

本书收集论文19篇，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他们肯定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部分作者还开出药方，提出个人见解。

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总结、综合古今关于中国姓氏、谱牒学的研究成果，补充、增加我国56个兄弟民族的姓氏，从而编纂成一部完整的姓氏大全工具书。同时又致力于研究每个姓氏的产生、发展及兴衰史，以及每个姓氏从古至今有业绩的中外人物与族系，使其又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华姓氏源流史书。藉以展示中华姓氏全貌，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和世界各国华人对祖国的热爱。本书在体例上只设“编”与“支”，不设“章”与“节”。每一“编”与“支”后标明页码，每个姓氏亦标明页码，以便于查寻。本书共分23编，明确可分的姓氏均在其编（及编下的支内）中，如华胥系的诸多姓及其演变史与人物等，均可在该编内寻找；不能明确区分的姓氏可在“散独姓编”中找查。每个姓氏的世系（有的已列出，有的因资料欠缺而未列出）都列在其后，以供参考。本书从过去和现在的谱牒中，采集了较多的姓氏世系表，作为本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便于读者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姓氏的源流所自及其演变情况。表中的姓名采用五号宋体字，其他如官职、居里、迁徙地等用小五号宋体字标示，以便区别。因版面关系，一些世系表与文字衔接不够紧密，并非作者之错置。根据作者掌握的情况，在多数姓氏中都从实际出发，列出国内兄弟民响和海外各国中华人华裔的同一姓氏，并列举了古今中外一些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人物，既见出中华姓氏流布之广，影响之深远，也为了昭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跨过21世纪门槛的中国历史学人在浸滋着中国社会进步成就的时候，似乎更加趋于深沉，更加趋于冷静，更加趋于务实。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已日渐宽容地给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以应有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向绝非仅仅是过去。当我们检视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我们不免感叹：中华文明尽管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更替了那么多的皇帝，但我们的文明却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我们今天加以冷静的考量时，却能总结出诸多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凭着这些传统，我们的社会并非只是“停滞”的社会，她同样实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污秽的荡涤作用，而且也应包含诸多民族精英。开明人士以及无数黎庶持之以恒和孜孜不倦的建设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与时俱进”的激越，涌动着‘兼容并包”的博大。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战争和争斗，其实那是因为众多的演义著作多选择战争和争斗为题材。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乱”大于“治”，其实是因为自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学家就多贯彻“详变略渐”的原则，他可以让只有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占去他三千年长时段的历史内容的三分之一。当历史学家把关注的焦点从帝王、宫廷转向平民、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秩序一面和平静一面。我们觉得和平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主旋律。推进中国社会沿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官方，过去对于中央政府中央集权作用展开研究的文字早已盈筐累售，其中或过高地估计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归结为俗语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种认识则是中央政权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民间自治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我们则觉得，达到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跳出过去狭隘“阶级斗争”的案臼，阶级斗争固然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相互的努力得以缓和，因为相互的共生关系是彼此都能明了的。于是，统治者固然为中国社会的延续发展做着自己的努力，被统治的民众亦通过接受主流文化观念而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机构固然有许多是官方建立的，却不乏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像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都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深处，不仅对固定居住者，而且也对流动人群实施着有效的社会管理。这些行为不是出于官方的强制，而往往是基层社会精英们的自觉行动。这些作为又多是官方想为而无能为之的，因为这些方面往往超出固有管理体制的范围，有时官府尽管已有所认识，但反映往往也不能马上实现。况且中国社会不断地处于发展中，社会变　迁因素或多或少地萌生出来，民间社会管理则常常能迅速地、有　效率地作出反映。于是我们不难看到，在历史演进中，官方努力　和民间努力经常能相生相助，共同臻于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有些　官方的政策或制度就是民间实践成功经验的转化形式。在官方秩序出现纸漏的时候，民间社会有时还能运转正常。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我们通过传统政治文明‘官民相得”的研究可以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识。为此，本书形成了如下的构思框架，第一部分是对明清民间社会秩序所作的总体考察，回顾了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学术史，建构起自己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系统架构，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差异，以及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义田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义田是宋代兴起的一种基层社会的公产形式，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相联系。义田设置还与地方社会风气等因素相关。福建地域的义田实际上包含家族内义田和家族外义田，福建义田还体现为以商人捐助为主，全民参与，数量较少于江南，义田既可以服务于倡导信义，也可以应用于家族间的利益斗争或械斗中，因而福建义田与江南义日显示出苦于不同点。在明清时期，义田是一种全国性的土地形式，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稳定了传统社会秩序。明清福建民间社会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明清社会稳定繁荣的基本表征。在其他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又经常与商业发展。士绅倡导和社会风气尚义等因素有关。第三部分是关于会馆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会馆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会馆自永乐年间出现于京师之后，逐渐衍生出包括官绅试子会馆、工商性会馆以及移民会馆在内的多种形式。会馆已日益明确地具有了“把神、合乐、义举、公约”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动性人口方面发挥了官府一直想有所为而无能为之的功能。会馆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同乡性的，以乡土神作为其组织的神灵支柱，显得具有稳定性和活力。从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经常成为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尽管会馆存在不同类型，却依然可以反映出官绅力量在各类会馆中的影子，体现出官本位社会官方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对苏州安徽会馆的研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会馆发展中的官商相得倾向。明清各类会馆的发展壮大与明清政府统治策略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馆的发展经常是与“行”的衰微相伴随的，会馆追求的是自我的有序化，而“行”则是过去政府力求管理市场的机构，对会馆的倚重实际上是政府下放部分权力给予民间自我管理组织的体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积极的，既有效率，又消减了政府的负担。作为民间组织的会馆较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既能顺应时势，又能保存传统。近代以来，会馆在商会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上述特征的又一体现。关于汀龙会馆的个案分析，关于同安一地海内外会馆的考察，都便于我们加深对会馆地域性特征以及会馆对地域文化的磨塑作用的了解。第四部分是关于会社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凡乡约、会。社等都体现了在家族之外道德性、职业性或兴趣性组织的滋长，它们在政府机构、家族组织之外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又一类社会整合途径。民间社会可以在乡贤的旗帜下凝聚，也可以在共同的神灵面前聚集。第五部分是关于家族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关于家族研究曾是傅衣凌、陈支平、郑振满等先生深人开展过研究的领域，本部分所列的文字只是想说明明清福建家族发展与当地纷起的“外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组织的移植，而且家族发展并不显示出与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是在商业发达之区，家族发展越加兴盛，稽之海外华人社会，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明清时期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事例不少，尤其是福建地区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总结这些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挖掘其与政治既游离又关注的双重性格，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更新机制、稳定机制都将有所帮助。第六部分是关于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的探讨。明清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清商人经营方式的转换、明清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问题都是本部分想竭力探究的。学界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其革命性，强调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作用，有的则强调商业对传统政府的依恃性，强调商业的发展与政治腐败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社会商业的虚假繁荣倾向。傅衣凌先生早期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时期有些商业由家族经营，具有补强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我们循此继续推究，想揭示商人阶层在引领社会变迁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局限性。上述六个部分具体的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地维持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作者不敢妄言自己的研究已臻于真理，其中的诸多推论、总结也可能不尽合理，只求能收引玉之效。

1962年全国佛协副会长周叔迦先生来我舍商谈说：“佛协理事会上决定要翻译西藏史学名著。一致认为应精选中外共许的名著；而且必须是第一手资料为原则。经藏族中学术权威喜饶嘉措等人，和汉族中吕澄先生等许多有名学者一致认为只有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布顿所著《佛教史》、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等三部名著方合精选原则。

摆夷，清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对傣族的他称。傣族历来自称“傣”，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民国年间俗称的“水摆夷”，多指依水而居的傣族；“汉摆夷”，也有写为“旱摆夷”的，前者，是从她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对往内地靠，并与汉文化有更多近似之处而论，后者之“早”，是相对“水摆夷”之“水”而言，多指居于半山坡与溪谷地带的傣族。

本书编辑了沿客家迁移路线万里追踪的一系列具有较大新闻含量和较高文化与学术价值的报道，这些报道多是研究客家民族历史的。

本书收集了“西北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黔西北的回族教育”、“新时期甘肃伊斯兰教教派问题思考”等31篇有关回族学研究的论文。

中国西部的新疆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而历史延续至今的汉族本土风俗和移民生活方式构成了文化人类学所涉猎的宝藏。历史上的镇西府是本土田园。又是历史移民潮流的文化闸口，是本土主旋律和移民协奏曲的回音壁，又是本土记忆和移民回顾的显影剂。因此，镇西故地历史记忆中的生产经营、生活方式及其藉此方式得以显现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经由作者以严肃、科学的田野工作进行爬梳，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加以记述，力图以科学的魅力和阅读的情趣获得读者的青睐。

本书收集了“关于当前回族研究的思考”、“建国以来广西回族研究及其展望”、“回族经济的历史兴衰与前景”等30篇有关回族学研究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