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大理后，云南改设行省，原大理国主段氏及其族属于国破之余，仍世代袭职为大理总管，与有元一代相终始。关于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如何演变，有什么特点和意义，这在西南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发之履。根据散见史料及近年来新发现的碑刻和经卷等有关文献，并加以排比分析，写成论文《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年历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系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下篇为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本文上篇首先列举有代表性的淡生堂本、王本、大理钞本《南诏野史》及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关于大理段氏总管民次年历的记载，然后依次分别加以考订，发现所谓十一总管和十二总管中的段庆、段光当时虽权位甚高，而实际上并没有做过总管。下篇论述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演变。第二部分为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分析。

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山雨欲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清王朝的覆灭”、“共和：理想与现实”。

本书是《宋代郡守通考》之一种。《宋代郡守通考》全书数百万字，耗时十六年，现分十册出版。本册是宋代江南东、西二路郡守的总表。这两个路分都是平定江南后所得的州郡，初时共有升、宣、歙等十四个州，太宗时期，又陆续建了南康、广德、兴国、南安、临江、建昌六军，合二路共二十州军。·宋代的“军”，除陕西的永兴军之外，大多属于“同下州”的行政区划，既是与州同属一级，又何以称之为“军”呢？总观北宋、南宋所设立的诸多州级“军”，不难发现，这些政区要么地处边境，军事战略地位比较重要；要么地处异族丛居之地，担负着抚安异族的特殊使命。之所以称之为“军”，正说明它们普遍带有突出军事的意味。而江东、江西两路既不处于边地，又无异族聚居，何以设置这些军呢？

本书是《宋代郡守通考》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福建路八州军守臣年表，每个人名下均有简要的介绍。本书排列详密，资料富赡，查阅方便，对于研究宋代文史，尤其是福建的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林孝泽 《诚斋集》卷一二五《林运使墓志铭》：“公讳孝泽，字世传，莆田人也。知漳州。迁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力辞不就，天子高之。改除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本部包括：传统文学的困境，“诗界”革命前后，小说界革命与文学现代性，南杜与唐宋诗之争等七章内容。

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已成为“问题”的时候，做当代的“文艺学学术史”恐怕会更显得勉为其难。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任务”，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问题。应该说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为学术史写作提供的内容是相当贫乏的。从事当代相关的研究，先在地具有其他学科不存在的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并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教育部档案室，他们为我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并有可能使有些材料第一次在本书中得到使用。

《卯峒司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家族土司志。它以简约的笔触记载了自明初到清朝中后期卯峒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诸方面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附录中列出的《向氏谱》、《来凤县志·土司志》对《卯峒司志》的内容做了补充和佐证。对这写内容的校注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土家优秀文化遗产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在本书中，作者着重探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观念作了学术史上的回应。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就能够给予圆满的解释，救亡有时确实压倒了启蒙，保守主义有时确实比激进主义、政治浪漫主义更可爱。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毕竟是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近代国人的心理调适，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都使得当时的中国无法从容地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因此，从百年后历史眼光看，我们现在反观百年前的历史，似乎应该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似乎应该超越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这些传统的价值评估体系了。全书共分4章。一、激进与保守：估戊戌。作者从清政府的改革极限、民族主义的双刃剑、西太后对维新的否定与认同三个方面对戊戌维新进行了评估。提出帝后两党没有改革与保守之分，只有激进与保守之别。甲午战争一方面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促成了戊戌变法，另一方面陷入了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了满汉冲突，造成了戊戌运动的夭折。二、革命与改良：平辛亥。作者不是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而是从现代化的理念入手，对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严重背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三、共和与帝制：衡洪宪。本章旨在深入探讨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失败的真实原因，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民主共和的构想和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获得根本的改观。四、超越革命与改良：论五四。作者将五四放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下，系统、科学地梳理五四的功过是非。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建设太少，破坏太多，至少在五四的年代里，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五四运动后到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走了一条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又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举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又为什么失败了呢？中间势力为什么有时倒向共产党，有时倒向国民党，但最终倒向了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中，中间势力倒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这些问题就是本书所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本书由胡绳同志主持，丁伟志、徐宗勉等具体撰写，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胡绳同志关于研究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是胡绳关于撰写此书的基本构想及对这一历史时期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见解，一是丁伟志、徐宗勉等在胡绳具体构想的指导下，对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格局，进行了探讨与论述。因胡绳同志不幸去世，原本应写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这本书，只能终止，因此就形成现在这种样子。本书尽管篇幅不大，但胡绳的十次谈话基本勾划了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脉胳，并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内容丰富、深刻。丁伟志、徐宗勉等的文稿则对胡绳的见解与思考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与阐述。可以说本书的某些见解与论断将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将推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及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古代的文化名称，往往相当紊乱而又相当模糊。一方面，一个文体名称，大多不仅仅指称一种文休，还可以指称多种不同文体；换句话说，不同文体往往可以有相同内涵的文体名称。另一方面，一个文体名称，即使当它指称一种文体时，也具有相当广泛的涵话性；换句话说，一种文化往往有着相当广泛而复杂的外延。有鉴于此，我们对明清传奇史的研究，便于能不遵循孔子“必也正名乎”的古川，首先从辨体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