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人》选录了几乎所有描写地域文化的佳作名篇，商人经商用得到它，自省反思可以阅读它，闲聊瞎侃可以说起它，是每个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号与性格的最佳读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地理环境、物候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就造成了个性有所差异的“地域人”。每种地域人性格都有其短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神灵的崇拜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从内容看，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地，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神灵崇拜无处不在；从传播看，文字记载，图像描绘，口头传说，神灵崇拜各体皆载。

《中国文化遗产词典》编写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新华社发布的中国文化遗产相关信息，参考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文物报社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并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图书馆等单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深深的谢意。本词典词条释文的编写中，对一些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的评论，迄今尚无共识的只作客观介绍，而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内容准确，言之有物。

文化史年表与一般的大事年表都会碰到长时段事项的系年问题。大事年表因偏重政治史，其长时段事件多具有相对的系年可分割性，故在相关年份下依次记述，行文不会给人以破碎割裂之感。文化史年表则不同，一方面，文化现象的长时段性远比政治事件为多，另一方面，长时段的文化现象演进缓慢，后朝与前朝相比，往往是小有变化而大体相近，系年显然不适宜于过分细碎。《年表》对个别过程复杂、头绪纷繁的长时段文化事项也参照一般大事年表的做法予以分别系年，例如就清修《四库全书》而言，对开馆（1773年）、查毁书目（1775年、1776年、1780年）、编成《四库全书荟要》（1778年）、全书修成（1782年）等条逐次系年。但对内涵较单一、变化不显著的长时段的文化事项，《年表》并不蹈袭一般大事年表系年的旧轨，而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台湾历史与文化》是关于研究台湾文化史的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寻根探源——史前文化与早期居民；漂洋过海——历史上两岸往来；群魔乱舞——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风云变幻——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九州方圆——康熙统一台湾；天翻地覆——台湾建省与近代化；暗无天日——日据时期的台湾；云开雾散——抗战胜利与台湾回归；岁月如歌——台湾文学的风韵等等。

作者吸收了前人积累的成果，又进一步广搜博录，编为《敦煌大事记》，扼要记述了两千多年来敦煌累累发生的大事要事。资料之丰富堪称空前，佳惠于学林者何可指限。虽未敢侈言为敦煌两千年史之大纲，庶不失为敦煌两千年史之筋骨，不仅为研治敦煌史者提供考证之渊薮，且为日后编撰敦煌通史提供了足资汲取的“长编”。

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以客家数次迁徙的文化发展史为主线展开阐述，内容包括客家前史——世界民族大迁徙的东方部分，客家古史——切点上争得的独立发展，客家血史——从自在到自为的崛起，客家的跨文化传播。并对客家迁徙路线及客属地的人文历史地理、客家家族的历史渊源及其教育文化传统、客家海外迁徙史、客家方言史、客家思想史、客家艺术史等均有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见与精辟的阐释。《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可作为客家学研究者、相关专业师生的科研读物，也可供广大客籍人士阅读。

《敦煌人物志》共收录和敦煌有关的古代和近现代人物近500位，包括名臣武将、文人学者、高僧大德以及能工巧匠等，旨在反映敦煌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元代文化史》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现在问世的断代文化史，大体都是先讲该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别叙述各个文化门类（文学、史学、哲学等）的状况，往往令人有将政治与文化割裂之感。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之说流行，很多人认为除元曲之外，元代文化几无可取之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元代文化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但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化史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论述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和其他朝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元代文化史》则将元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讲政治状况，然后再叙述该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将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都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而《元代文化史》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可以相信，《元代文化史》的出版，必将对元代文化、元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