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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论文19篇，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他们肯定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部分作者还开出药方，提出个人见解。

本书概述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介绍了中国民族的地区分布、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人物和历史事件等。

跨过21世纪门槛的中国历史学人在浸滋着中国社会进步成就的时候，似乎更加趋于深沉，更加趋于冷静，更加趋于务实。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已日渐宽容地给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以应有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向绝非仅仅是过去。当我们检视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我们不免感叹：中华文明尽管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更替了那么多的皇帝，但我们的文明却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我们今天加以冷静的考量时，却能总结出诸多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凭着这些传统，我们的社会并非只是“停滞”的社会，她同样实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污秽的荡涤作用，而且也应包含诸多民族精英。开明人士以及无数黎庶持之以恒和孜孜不倦的建设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与时俱进”的激越，涌动着‘兼容并包”的博大。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战争和争斗，其实那是因为众多的演义著作多选择战争和争斗为题材。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乱”大于“治”，其实是因为自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学家就多贯彻“详变略渐”的原则，他可以让只有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占去他三千年长时段的历史内容的三分之一。当历史学家把关注的焦点从帝王、宫廷转向平民、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秩序一面和平静一面。我们觉得和平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主旋律。推进中国社会沿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官方，过去对于中央政府中央集权作用展开研究的文字早已盈筐累售，其中或过高地估计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归结为俗语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种认识则是中央政权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民间自治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我们则觉得，达到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跳出过去狭隘“阶级斗争”的案臼，阶级斗争固然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相互的努力得以缓和，因为相互的共生关系是彼此都能明了的。于是，统治者固然为中国社会的延续发展做着自己的努力，被统治的民众亦通过接受主流文化观念而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机构固然有许多是官方建立的，却不乏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像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都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深处，不仅对固定居住者，而且也对流动人群实施着有效的社会管理。这些行为不是出于官方的强制，而往往是基层社会精英们的自觉行动。这些作为又多是官方想为而无能为之的，因为这些方面往往超出固有管理体制的范围，有时官府尽管已有所认识，但反映往往也不能马上实现。况且中国社会不断地处于发展中，社会变　迁因素或多或少地萌生出来，民间社会管理则常常能迅速地、有　效率地作出反映。于是我们不难看到，在历史演进中，官方努力　和民间努力经常能相生相助，共同臻于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有些　官方的政策或制度就是民间实践成功经验的转化形式。在官方秩序出现纸漏的时候，民间社会有时还能运转正常。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我们通过传统政治文明‘官民相得”的研究可以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识。为此，本书形成了如下的构思框架，第一部分是对明清民间社会秩序所作的总体考察，回顾了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学术史，建构起自己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系统架构，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差异，以及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义田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义田是宋代兴起的一种基层社会的公产形式，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相联系。义田设置还与地方社会风气等因素相关。福建地域的义田实际上包含家族内义田和家族外义田，福建义田还体现为以商人捐助为主，全民参与，数量较少于江南，义田既可以服务于倡导信义，也可以应用于家族间的利益斗争或械斗中，因而福建义田与江南义日显示出苦于不同点。在明清时期，义田是一种全国性的土地形式，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稳定了传统社会秩序。明清福建民间社会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明清社会稳定繁荣的基本表征。在其他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又经常与商业发展。士绅倡导和社会风气尚义等因素有关。第三部分是关于会馆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会馆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会馆自永乐年间出现于京师之后，逐渐衍生出包括官绅试子会馆、工商性会馆以及移民会馆在内的多种形式。会馆已日益明确地具有了“把神、合乐、义举、公约”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动性人口方面发挥了官府一直想有所为而无能为之的功能。会馆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同乡性的，以乡土神作为其组织的神灵支柱，显得具有稳定性和活力。从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经常成为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尽管会馆存在不同类型，却依然可以反映出官绅力量在各类会馆中的影子，体现出官本位社会官方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对苏州安徽会馆的研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会馆发展中的官商相得倾向。明清各类会馆的发展壮大与明清政府统治策略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馆的发展经常是与“行”的衰微相伴随的，会馆追求的是自我的有序化，而“行”则是过去政府力求管理市场的机构，对会馆的倚重实际上是政府下放部分权力给予民间自我管理组织的体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积极的，既有效率，又消减了政府的负担。作为民间组织的会馆较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既能顺应时势，又能保存传统。近代以来，会馆在商会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上述特征的又一体现。关于汀龙会馆的个案分析，关于同安一地海内外会馆的考察，都便于我们加深对会馆地域性特征以及会馆对地域文化的磨塑作用的了解。第四部分是关于会社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凡乡约、会。社等都体现了在家族之外道德性、职业性或兴趣性组织的滋长，它们在政府机构、家族组织之外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又一类社会整合途径。民间社会可以在乡贤的旗帜下凝聚，也可以在共同的神灵面前聚集。第五部分是关于家族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关于家族研究曾是傅衣凌、陈支平、郑振满等先生深人开展过研究的领域，本部分所列的文字只是想说明明清福建家族发展与当地纷起的“外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组织的移植，而且家族发展并不显示出与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是在商业发达之区，家族发展越加兴盛，稽之海外华人社会，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明清时期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事例不少，尤其是福建地区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总结这些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挖掘其与政治既游离又关注的双重性格，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更新机制、稳定机制都将有所帮助。第六部分是关于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的探讨。明清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清商人经营方式的转换、明清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问题都是本部分想竭力探究的。学界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其革命性，强调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作用，有的则强调商业对传统政府的依恃性，强调商业的发展与政治腐败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社会商业的虚假繁荣倾向。傅衣凌先生早期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时期有些商业由家族经营，具有补强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我们循此继续推究，想揭示商人阶层在引领社会变迁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局限性。上述六个部分具体的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地维持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作者不敢妄言自己的研究已臻于真理，其中的诸多推论、总结也可能不尽合理，只求能收引玉之效。

对于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学术界已有重视，但从总体研究上看，还是薄弱的，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的专著。击建超同志以《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课题，在大量搜集档案、文献、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系统全国的梳理与研究，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著作，这在学术界还是首创。我们以此项研究的意义与特色至少有以下同点：第一，开拓性。将秘密社会的研究与民主革命的研究结合起来，应当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新尝试。第二，系统性。本书在运用已有秘密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作了一个更为周全的分析。第三，现实性。运用从历史反思中汲取的智慧，以发现现实社会中问题的实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每个关注民族命运的历史学者的神圣职责。<

《闽台关系文化丛书》是一部工程浩大的丛书，是由福建人文科学界专家学者撰写，由台湾文化研究专家、福建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登翰研究员、福建师大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林国平教授主编，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全套丛书共有十一本，包括《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先民文化探源》、《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闽台民间民俗》、《闽台民间信仰源流》、《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闽台闽南语民歌研究》等十一本，共长达三百多万字。该丛书立足闽台文化，放眼两岸关系和中华文化，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唐树备指出，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台湾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受欧美等西方文化影响，但根是中华文化，也是福建传过去的文化。他说，这套系统研究闽台文化的丛书，突出了闽台文化关系中的“源”和“缘”，通过揭示“闽台文化”与中华文化“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分别从先民文化、客家文化、方言、教育、民俗、民间信仰、文学、戏曲、音乐和建筑等不同侧面论析了闽台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是目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中较系统、较全面的专著之一。

摆夷，清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对傣族的他称。傣族历来自称“傣”，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民国年间俗称的“水摆夷”，多指依水而居的傣族；“汉摆夷”，也有写为“旱摆夷”的，前者，是从她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对往内地靠，并与汉文化有更多近似之处而论，后者之“早”，是相对“水摆夷”之“水”而言，多指居于半山坡与溪谷地带的傣族。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挖掘史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运用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纵向考察科举变革的历程，从横向探究科举衰亡的文化因素，力求宏观论证与微观阐释相统一。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透视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轨迹，更好地把握近代社会大变动的真相，还有利于人们进而认识近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凸显出近代文化演变的特性。同时，在世纪之交，学校考试的改革迫在眉睫，公务员考试也亟待完善，科举制度衰亡的研究不仅可为当今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而且也对深化当前考试改革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这本书写的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也不完全是战场日记，而是一位有良知的日本老兵（陆军少尉）历时24年写成的关于侵华战争的自传体的回忆录。作者在书中既真实地回忆了他本人如何一心为天皇效忠，甘愿为天皇卖命，参加了侵华战争；又写了战后对战争的反省，对战争性质的剖析，从中得出所谓那场“圣战”是不折不扣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的结论。作者经过战后多年的反思，感到在侵华战争时期自己是个盲目的“爱国”者。他接受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教训，出于热爱、关注日本的现在和将来，大声疾呼：中日应该永远友好下去，为共同繁荣而携手共进。作者通过本书生动翔实地把作者这一代人从诞生、成长到参战、战败投降为止的半个世纪切身经历的真实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第一编突出描写、批判了作者自幼所受的皇权军国主义教育，也反映了当时当地乡镇的风俗人情。第二编中，作者回忆、记忆了在中国作战的各种遭遇。第三编是“本土决战，走向故乡”。

中国西部的新疆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而历史延续至今的汉族本土风俗和移民生活方式构成了文化人类学所涉猎的宝藏。历史上的镇西府是本土田园。又是历史移民潮流的文化闸口，是本土主旋律和移民协奏曲的回音壁，又是本土记忆和移民回顾的显影剂。因此，镇西故地历史记忆中的生产经营、生活方式及其藉此方式得以显现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经由作者以严肃、科学的田野工作进行爬梳，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加以记述，力图以科学的魅力和阅读的情趣获得读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