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惊世骇俗的绝世情殇史，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滇西北玉龙大雪山下的丽江：这在二十世纪末其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纳西古王国”。在过去的漫漫岁月中，无以数计的纳西族年轻情侣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雍容盛装，面对大雪山长歌一曲，慨然殉情。于是，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教中就产生了大规模超度殉情者亡灵的宗教仪式和用象形文字记录这些悲情故事的经书；在民间产生了无数悲风泣月的殉情之诗、殉情之歌和殉情故事；于是，这高原雪国就有了“世界殉情之都”这一凄艳之名。这块苦难而神奇美丽的土地是作者的故乡。曾经那么炽盛的殉情之风和无数少男少女以生命凝成的百年悲情成为作者心头一种千萦百绕的情结，多年来，作者探研殉情之谜，身心栖息于曾经埋葬过无数青春生命的野林草甸，古泉清溪，荒原山村中，从那些在岁月风雨中凋零破碎的爱情残梦里，拾得一缕缕茫茫人世的凄美和悲怆，山野之民的朴拙和纯情。《野牛角丛书·生死绎影系列：殉情》记录了作者寻觅殉情者之灵的漫漫苦旅和沉思人生的心路历程，讲述了高原雪国一个个美丽而凄婉的殉情故事。

本书资料丰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宣传无神论的一本好书，也是我们了解俄罗斯教会历史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但是我们了应该看到，本书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一些烙印，具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实现解放西藏地方的战略构想，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自然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西藏之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西藏的问题，从而实现长久的和平民族间的长远的和睦相处。通过谈判，西藏人民终于选择了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但由于种种缘故，除人们在研究梁漱溟和晏阳初时涉及到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外，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国内外学术界都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本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学术专著。

人类学者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努力让社会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行为；人和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一样——人类学者对于“对立的统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社会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隐喻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民族学者观察文化、体验文化，听取本土人的观点。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泰勒、摩尔根，到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19世纪末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者，人类学走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兴起，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和平和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组织、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方面进行调节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面对频繁的局部战争、种族纠纷、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人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一场反文化运动和社会批判运动兴起。在文学、艺术以及行为科学中，个人主题取代了社会主题，主观取代了客观。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人类学者一方面继续发挥实证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人的认知体系，也更加注重学术乃至人格反思。在中国，人类学经过70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自70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现象。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他们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丛书的着眼点有三：翻译介绍人类学经典之作；翻译介绍与中国社会尤其与中国现实有关的重要著作；展示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思辨和田野工作的成果。编者希望以对话的视角，综合的方式，介绍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展示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为同行们提供参考，为社会管理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提供新的知识。不过，我们不会拘泥于“平分秋色”式的全方位翻译和介绍，而是立足国内，根据国内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要声明，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不一定就是“客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求客观，努力做到符合逻辑，行之成理。

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本书证明，1914年-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分为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已成为“问题”的时候，做当代的“文艺学学术史”恐怕会更显得勉为其难。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任务”，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问题。应该说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为学术史写作提供的内容是相当贫乏的。从事当代相关的研究，先在地具有其他学科不存在的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并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教育部档案室，他们为我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并有可能使有些材料第一次在本书中得到使用。

片断：芏角睸imaode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月也（应为1521年）。③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记载：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记载：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润。⑦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1·Tamao是一个岛屿。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后记：转折。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我还是离开了它。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国南方最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第一名人吧！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最终对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最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最可悲者，落得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戒：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真帝。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最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最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国家资助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谋远著《彝族史要》专著，全书约50余万字。该书内容分为十三章：第一章《彝族地理》；第二章《云贵川西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与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第三章《彝族的起源》；第四章《彝族文明时代的起源》；第五章《武洛撮（疑即蚕从）时代大分支中的武僰系彝族先民》；第六章《笃慕（疑即杜宇）和他建立的奴隶制蜀国》；第七章《“彝族六祖”各支系向西南各地的迁徒和发展》；第八章《“神守——鬼主”制》；第九章《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第十章《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第十一章《家支（宗族）制度》；第十二章《原始宗教和毕摩》；第十三章《传统历法》。该书异于前人的新解主要有9条：1、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2、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成为今称；3、彝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从；4、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字；5、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瑞；6、彝史上的“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国”；7、“家支”是“宗族”；8、凉山彝族“曲诺”等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约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50%）的阶级属性为“奴隶主占有民”；9、彝族的传统历法是几近“颛瑞历”的阴阳合历。该书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本书为作者《中国历代状元》系列书中的一本，分上下两编。上编辑录辽、金、元三朝状元的趣闻轶事，并辐射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下编主要是辽、金、元及西夏、伪齐共152名状元的小传，其第二辑《金代贡举考略》则填补了我国科举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全书熔知识性、趣味性与资料性于一炉，雅俗共赏。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古代文化；其博采典籍，搜罗宏富，每篇文章都注有资料出处，并多有考证辨析，又可为文史爱好者、工作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