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为昭通彝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这个轮廓大体可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远古时期，从原始社会时期，昭通智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而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左右，昭通已经进入原始社会，不少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和房屋基础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说明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当时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人们已经形成村落群居，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上古时期即杜宇时期，这段时期是东周的春秋与战国交替之际，约公元前４００年左右，部落首领杜宇后裔分为六个部落，形成为彝族的六祖，其中糯、恒二部留在昭通一带。这一时期的末期也就是东汉时期，在这段时间，在昭通本土创造了辉煌的朱提文化。第三段时期为中古时期，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爨乌蛮时期到宋元时代的乌蒙时期，这段时期长达千年，这段时期都是属于彝族部落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用乌蒙并列的部落有芒部（镇雄）、乌撒（威宁）和闷畔（东川）。这段时期昭通的社会形态应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在晚期，商业贸易有所发展。第四段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这段时期昭通彝族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元代确立了土司制度，使昭通既归属中央政府的统治，又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性质。而到了明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但并未强制推行，而是要求土司承认自己是朝庭委派的流官，服从调遣。而到了清代雍正时期，鄂尔泰在昭通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于是酿成了血腥的屠杀。但“改土归流”后也给昭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第五个时期即清末到民国时期，通过对龙云、卢汉一些重点的彝族人物的介绍，叙述了他们而对于昭通的发展，云南的发展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和在解放战争末期举行起义的历史意义。

祭天文化，是人类古文明的一枝奇葩。中华民族的祭天文化，悠久而丰富。但在中原，随着历史波涛的淘磨，祭天文化渐趋消失。祭天文化，对于纳西人的族群社会、精神世界、人生伦理、生息企望，对于族人的向心凝聚、自信自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祭天的文化内容丰富，除宗教文化内容外，还有民俗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层面的涵盖，其中突出的又是自然（天）崇拜、木石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遗响。关于祭天文化的研究，海内外学人中已有先声，视角与见解各有侧重。陈烈女士的这部新著，是对她以往论作的归纳与拓展，对纳西祭天文化作了纵横交替、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寄注了可贵的学术探索。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的一册，收入了白寿彝先生所著的《民族宗教论集》全册，书中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书中除收录原文外，还附有详尽的译文。本书内容全面，融科学性、理论性、史料性及可读性为一体，读者将会在阅读中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非常值得一读。本书是作者60余年来所写的关于民族和宗教的论述的选集，内容广泛，思想弘搏，在史学界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书中论述了民族史与中国史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疆域，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等。白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学术研究指明了如何看待民族关系趋势的本质和方向，告诉我们如果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问题。

我国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宋代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戏剧形式，历经宋、元、明的发展，至清代进八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同剧种、流派形成百花争艳之势。繁荣发展的戏剧列清代宫中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代八主中原近百年，用于强化统治、安抚民心的策略已收到了实效。至康乾时期，社会安定，工商业发展，生产力提高，苏州、扬州、江宁、广州等地已成为城市经济繁华的都市，北京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更是豪商云集、富甲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戏曲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目康熙朝以来，民间的戏剧创作和演出非常繁荣，戏剧创作形成了“南洪北孔”戏坛双峰的局面。南洪即指钱塘人洪升，北孔即指曲阜人孔尚任，他们二人在清代剧坛的地位不亚于唐代诗坛的李白和杜南。洪升创作的《长生殿》被王公富绅争相借抄，竟有一时纸贵之誉；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更是王公大臣家中凡遇宴集必演的剧目。当时上流社会对戏剧趋之若鹜。康乾之际京城盛行京腔，这是明代传八北京的弋腔与本地语言结合后生成的新腔调，以高亢嘹亮的演唱风格盛极一时，深得京师喜好。当时各地戏班云集北京，其中最走红的有六大名班，最出名的有13位艺人。画家贺世魁曾将他们的戏装像画成《京腔十三绝》，并制成横幅匾额，恳挂于京师前门外廊房头条诚一斋南纸店门首，观者络绎不绝。这种做法，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戏剧欣赏和喜好的取向。乾隆时期社会上看戏成风。京师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民间对戏剧的热衷，必然对皇室产生影响。虽然康熙时期，宫中南府已设立了管理音乐戏曲的机构，也有演戏的记载和而州织造进献伶人之事，但远未达到乾隆时期宫中戏剧的兴盛状态。乾隆皇帝以他深谙诗韵、偏好音律的文化修养对戏剧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敕乐部编写剧本，招苏州昆剧名伶人京承应，大兴土木建造戏台，追求行头砌末精美完备。一时间，宫内歌台舞榭琴弦不辍，从此宫中戏剧活动进了高峰。

用艺术设计的眼光和思维来审视中国漫长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活动的发展历程，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新课题。这一全新课题，摆脱了沿用很久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注意到我们的祖先们在造物活动中的设计动机和绵延二十余世纪的封建社会将技术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匠作之业”的设计思想和“营造法式”。同时，也着重研究这一庞大的“匠作之业”中的设计行为和设计风格的演变。对于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思想，特别是反映在若干工艺设计典籍中诸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将从设计的视角予以诠释。此外，中国艺术设计史还将系统地对设计与农业经济的关系、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设计与古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对近代中国艺术设计落后的原因等作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诸多问题进行梳理，从理论思辨的深度进行研究并阐释。由此看来，中国艺术设计史与以往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侧重于设计与功能，而后者侧重于工艺与欣赏。当然，在论及中国艺术设计史的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内容和以往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涉及的材料有些重合，但由于视角的不同，其叙事和立论观点必然会出现新的视野。

本书是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历史的大型画册。全书分为背景篇、开端篇、同盟篇、风潮篇、首义篇、响应篇、共和篇、终结篇、文物篇、纪念篇等10篇，每篇均以图为主、辅以说明文字，并在每篇前附有首语。在图片的选择、说明文字的叙说方面，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对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中凸现了它的真实面目。面对混沌险恶的局势，共产党人毅然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的武装作出了回答。由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就是这样一个回答。起义中，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攻占了驻省国民党首脑机关和军警机构，在熊熊燃烧的血与火中竖起了苏维埃政府大旗。它只存在了两天，就被疯狂反扑的反动军队用大炮摧毁了。但是，共产党人在历史长河的短暂瞬间爆发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强光，以一种具有永恒魅力的崇高与悲壮，深深融入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中。

本书是多年来的一个小结，以村寨聚落为背景，围绕着村落和住宅的守护，串联起云南各民族塑造的种种具有保护神功能的物象。从日月、高山、河川等自然神灵，到寨门、寨心、寨桩、寨神等人造神灵；从氏族信奉的神村、木鼓、到宗祠供奉地祖先、保村之神；再从住宅外部的屋脊、博风板，到室内的门神、火神、火塘神（灶神）、祖先中柱、中梁等镇宅之神。揭示以生存和繁衍这一生命意识为基点的宗教行为，审视云南民族民间宗教美术品和围绕这些美术品产生的瀪琐的宗教礼仪，用民族间的横向对比、古代传说和出土民族文物的纵向对比，揭示这些美术品的起源和流变。以上看法是笔者对云南民族宗教美术调查、收集、整理、研究的几点粗浅认识。云南民族民间宗教美术博大精深，无论是收集、整理和研究，都应加大力度，本书仅作为引玉之砖。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编辑推荐：本书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普遍存在于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之间的社会行为，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同姓的地缘联合，不断加深对联宗及联宗组织基础性质、内部结构状态和细节的了解程度。定将有助于中国宗族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