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代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璀璨瑰丽的上古神话最为有趣，它包括创世纪、天地与人类起源等；滇中三大湖沿岩的彝族古代图腾崇拜、图腾禁制以及古老的习惯法，至今仍保存于山寨居民的习俗中。彝族古代文化，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不算多，但辅以出土文物资料加以考证，其开始年代或始于古滇王国。滇是一个奴隶制的邦城小国，彝民称索咪王，为古西夷靡莫之属。滇池地区是彝族文化的摇篮，古代经典及彝文经书中有记述。彝族的祖先居住在金沙江南北地带，成为彝人的大聚居区，而以今天的曲靖、玉溪为最密集之区。爨文化为彝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爨氏统治着广大地区，所依靠的就是彝族；虽然爨姓原是汉族，但从东晋以后的文献记载看，它在彝族社会中已经夷化了。

本书是一本描述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社会状况）的简明读物。书中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是对走出中世纪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描述。第二部分（二至四），分专题描述了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生历史转折的过程和状况，力图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反映中国近代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第三部分（五至十），简明地叙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斗争的历程。

本书是在著者多年研究整理研究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编订而成的，它不仅对马伯乐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了修订，还收录了大量著者多年来的研究新成果，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适合大学历史相关专业学生参考、阅读、使用。清末，英人斯坦因第三次来华所得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法国人马伯乐整理出版，但文书均依性质分类序列，不能按墓葬归原，使得多数无纪年的文书不能断代，不利于研究，本书是陈国灿长期从事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新编定的吐鲁番文书，它明确了文书的墓葬归类，拼接了残片，纠正了马伯乐的许多错误，补充了马氏遗漏未收的文书，使得这批文书大为改观，在此基础上，本书还收录了著者对若干组文书作的前人未多涉及的研究，为文书学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著者有着多年整理文书的经验和对历史的长期研究，发表具有高水平的有关论文早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道，这是一部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会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吐鲁番文书及隋唐史的研究。

为了使本书写出水平，达到较为理想的质量，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写作中采用了下列原则和方法：一是广泛联系和比较。研究历史文化，切忌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去研究。任何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符合世界历史文化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特点和自己的特殊性；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在与外民族的互相交往彼此影响中实现的。在《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中，我们把周代的宗法放在整个世界古代的历史范围中，通过广泛比较、综合分析，求得周代宗法制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得到国内很多专家的好评和肯定。本书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我们同样采用这样的方法，首先介绍世界和我国各民族宗法制度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性，然后逐一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的具体表现和特点，通过广泛联系和比较，探索广西各民族宗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更加能为人所信服，更容易做到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二是开展百家争鸣。党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明辨是非，促进学术发展的正确的方针。但是近年来百家争鸣之风并不热烈。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对传统经学的宗法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判后，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少人仍因循封建经学的错误道路去研究宗法，或不加分析批判地搬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谈宗法。在本书中，我们对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论著进行了一些引证和评议，其目的是为了以文会友，展开学术争鸣，以便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三是联系当代现实。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发展学术以外，还应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特别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宗法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对建设当代文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结合当代中国以及广西的社会现实，研究宗法文化改造的途径和方法，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对推动中国和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腾飞具有现实意义。四是从实际出发。广西有12个民族聚居，汉族占总人口的60％以上，壮族也有1000多万，瑶族是世界著名的山地民族，留存的资料特别丰富，民族特色也很典型。另外，如广西境内的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很少，留存的材料极少，宗法文化也不很典型。在本书中我们对汉、壮、瑶、苗4个在广西人口最多的民族单列专章论述，由于瑶族文化典型，资料丰富，论述得更为细致深入；对其他8个人数较少的民族，则集中在三章论述，有的写得较简单。本书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无其他考虑。对某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论述得还较简略，只能留待条件具备时再作补充。五是对和本书研究主题无直接关系的学术问题，采用多数学者意见。广西民族史的研究中存在不少学术分歧意见，诸如土司土官的族源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与本书研究的主题宗法制度无直接的关系，所以暂采用源于壮族说，而将土司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列入壮族一章论述。80年代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是目前所见的最全面最详尽的一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无汉族和回族），多属于广西民族史研究工作者50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详细调查的成果，得到政府和多数学者的承认。

本书所称广州国民政府，系指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1931年5月由某些国民党人所设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以及1949年夏由南京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本书未予论列。广州国民政府是由1923年建立的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发展并改组而来的，这两个政权自有其内在的和割不为断的联系，故本书对大元帅夜的组织及其主要的活动，也作了必要的叙述。本书着重叙述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的成立、组织机构、内政外交以及各种政权行为。

《中华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是一部大型专科辞典。共收入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有关词目约25000条。本辞典的词目，选用汉语名称或民族语言的汉语泽名。一义多名者，选用本民族使用较普遍的名称作正目，其余只在释文中说明，不再另设参见条。本辞典所收人物词目，是按传统已经定论并在民族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者，择有代表性的加以选录。本辞典均插有各民族的彩色图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随着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为了使更多的中外人士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本辞典起到了宣传和宏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是一部大型专科辞典。共收入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有关词目约25000条。全书共分为五卷：东北、内蒙古地区卷（锡伯族归入本卷），西南地区卷，中南、东南地区卷，西北地区卷和综合卷。

《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悠远效应，秘密在于它的内容。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坛，直到去世前夜，不仅亲历了队戊戌维新到北伐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政局的一切变化，而且多次置身于变化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认识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断尺度。他其实并不隐讳这一点。《清代学术概论》的作者自序，劈头便说“吾著此篇之动机”，首先是因为接受胡适的劝告，记述自己“实躬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云云，即为例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一部分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几千年中，都有无数的侠活跃在社会舞台 ，直到近代的半封建殖民地的社会里，民间仍有侠客活动的踪迹，他们在人间作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举，匡扶正义，维持社会的良知，给人们带来一股浩荡的正气。他们以其非凡生命力的耀眼光辉流星般划过古代社会的黑暗夜空，留下了璀璨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