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扬琴是中国扬琴艺术重要的传统流派之一。本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作者新发掘的资料，对其诸多线索进行了更深入、更细化的综合研究，为四川扬琴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结和梳理。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以时间为主线，按其发展历程逐一展开论述。而后的几章以面代线，从传播普及、地区风格形成、乐器变革、曲艺形式、演奏形式、代表人物等方面对四川扬琴进行总体性的分析阐述，全面、系统地清理和展示出形成四川扬琴风格特征的各种元素。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数十年来，进展都较迟缓，但是近十几年，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惜的是，这些成果分散发表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刊物上，倘非专门收集的人士，实在不易窥其全豹，沧海遗珠，那就更在所难免了。这本稿子则由于前面所说的物色，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使读者在获得通常所说的古代音乐史常识之外，同时接触到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各咱不同的见解。这里，随举些例子：对于我国间律形成的时期，过去只凭文献资料加以推断，其实是并不清楚的。十多年前，根据对于出土的音乐文物的调查和考证，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见解，即吕骥同志所认为的“我国五声音阶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形成”的观点；黄翔鹏同志所认为的“完整的七声音阶至迟在晚商期间已经形成”，从而推断“我国音乐中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有一个长期并存的传统”的观点。这些，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清楚的叙述。不久前，李纯一同志发表了不同意将地隔三百公里之遥，年代和文化遗存是否相同尚末搞清的两个埙合并研究，因而做出不同推断的观点，同样为本书怕收纳。这些观点不一的研究成果，虽然一时难定是非，但是对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本书的这一特色就是不可磨灭的。

如何认识清代前期闭关与开关的状况及相互关系？清代前期东南四省海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清代前期开海设关有何成就、有何教训？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状况，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贸及管理制度的演变状况，亦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蕴藏于深层的运动规律。清代的开海设关，是各种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重要因素有：（1）清朝统一台湾是开海设关的一种重要先决条件。（2）中国作为海洋大国，向海洋拓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3）海禁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迫使清朝当局进行反省，于是出现了康熙时期的重商倾向。（4）商民的私航活动及“私口”的不断开辟，客观上成为统治阶级被迫放宽政策的一种推动力。从外部因素看，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已进入了无法孤立和闭关生活的新时代。中国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并作为其重要的一环，客观上势必刺激中国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清代前期海上经贸管理制度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这就是海关在中国历史上正式产生。比起前代的市舶司，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清代前期海关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外商来华之贸易和相关的对外事务；管理华商海上之贸易；管理船政与渔政；接待朝贡使臣和管理朝贡贸易，等等。清代前期的海关，可谓是一个庞杂的管理系统，这反映了哪个时代中华民族正开始大规模向海洋发展的特点。清代前期海关最主要的职能，乃是管理海上贸易。在管理对外贸易方面，清代前期海关已具有不少与近代海关相似的功能。如：海关之税则逐步规范，包括进口与出口货税、船钞（吨税）、附加税、并有免税、减税、限运与禁运项目，税制比较完整，逐渐有章可循。从关税制度沿革的角度看，清代前期海关还有比较完备的引水、报关、结关等进出港的管理制度，通用世界货币，建立缉私制度，等等。清代前期海关管理的许多规则，大体与当时国际上认同的管理规则相近，并直接为后来中国近代海关所继承。清代前期海关的上述管理措施，并非借鉴其他国家的管理经验或模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管理近代国际贸易上的创造力。清代前期的海关处在不断变革中，如当局加强对海关监督的考核；公布税则；增加闽台对渡口岸；以降低征税、简化手续、增设商馆等办法招徕外商；等等；通过这些改革，清代海关以缓慢蜕变的方式，在向着近代的海上经贸管理体制的方向悄悄演化。在开海贸易的150余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出现八个方面的深刻变化：（1）通过外商来华和华商走出国门两种方式，使得中国社会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著名的茶、丝、土布、瓷器、药材等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2）促进了国内航运业的发展和沿海省份的经济交流。清代前期在闽台之间、闽粤之间、闽台与江浙之间、闽台与北方口岸之间，广东与江浙之间、广东与北方口岸之间、北方口岸与江浙之间、江南与浙江之间，已形成8大主要航线。（3）促进沿海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沿海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4）为沿海地区民众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计。（5）促进了渔业的发展。（6）新型沿海经贸口岸网络的形成。清代前期，在江、浙、闽、粤四省数千里漫长沿海地带上，大小口岸设有近200出这多，清代各省海关税口的分布，恰似一条巨链，将沿海数省经济联为一体，并在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中国社会经济与外部世界之间担负了联络与中介的作用，形成东南沿海各区域紧密联系的完整口岸系统与网络。清代的海关口岸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近现代沿海口岸的发展，几乎跳不出清代前期形成的基本格局。（7）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带动了内地和山区经济的发展。（8）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鸦片战争前的50年，东南沿海经济与加速运转之趋势。如：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日趋扩大；粤海关关税急剧增长；到海外经商的中国帆船数目增加；沿海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亦呈扩大态势，闽台对渡口岸不断增设；林则徐禁烟亦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新的生机，等等。从清代前期开海设关的状况来看，这时期中国社会内部显然蕴藏、孕育着新的活力和生机。尤其东南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呈现向近代转型与过渡的特征，并一定程度上卷入了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之中。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向近代化演变的推动力。但把清代开海设关的成绩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与欧美国家作横向比较，“那就呈现出另外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18世纪下半叶以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却愈拉愈大，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式最终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落后挨打遂成定局。清代开海设关有其历史局限与深刻教训。清代前期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一种限制性很强的开海设关政策，其中危害最大的有六项：（一）对华商造船的限制。（二）对华商在海外发展的限制。（三）对华商利用本国资源的限制。（四）实行阻挫出口的关税政策。（五）禁外商与内地商民交易。（六）1757年起只许欧美商人到广州一口交易。清代封建王朝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主要以内地庞大自然经济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具有异常坚固的特性，其对海上经贸制度的消极制约作用显得特别突出，这主要表现在：（1）清代海关管理体制是封建官僚体制的派生物。（2）对商民无休止的勒索和欺压。（3）腐败的封建官僚经不住西方商人的贿赂，致使海关逐渐丧国门之功能。（4）统治阶级对世界潮流反应迟钝，观念很难转变。（5）改革步履艰难。（6）清朝统治者的压迫政策造成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客观上又制约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侵掠行为（包括贩卖鸦片），是乾隆中期之后造成清政府对外限制措施逐渐严格和趋于周密的客观原因。但从1757年至鸦片战争爆发，还有80余年的时间，从战略商研判，这是决定未来中华民族民运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缓冲时期。清政府并未抓住时机，主动开关，发展经济。巩固国防；而是害怕与外部世界接触，限制交往，消极防御。18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所留下的最大缺憾，就是大清王朝最终未能解答好如何主动开关这道历史难题。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失策和延误，西方殖民主义者终于用暴力驱使中国走上了被迫开关的苦难历程。作者试图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考察和分析自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约200年中国社会闭关与开关的基本状况，及清代前期150余年东南四省海关产生与演变的过程，统而观之，在人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清王朝亦曾有过作为，采取过某些顺应潮流的举措，启动过开关的机制并有过重要的改革，客观上推动过海上贸易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华民族显示了向海洋拓展的活力与创造力。清代前期，中国有过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同时，自康熙朝设置东南四省海关起，中国社会闭关与开关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始终表现得特别尖锐。尤其乾隆中期之后，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闭关意识的支配下，及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侵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却没有真正担负起解决好开关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由此又坐失良机，并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段历史留下的宝贵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当代中国人回味，思考与借鉴。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在收集与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官吏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自秦汉至清末，构成《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的主要篇幅，专题叙述与分析皇帝制度、中央中枢机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制与制度、行政监察制度以及官吏选拔与管理制度，不仅详细介绍相关知识，而且从制度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形成、演变及其若干特点，提供了有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的历史镜鉴。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哭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著作。书中以大量详实的材料，揭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暴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土家族是分布在中国内陆中西结合部武陵山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遥远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巴人。然而，现在的土家族不仅仅是巴人的后裔，还包括古代活动在武陵山区的其他族群的融入。这些民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延续下来，而是融合为一个新的族体，到宋代，生活在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古代族群逐渐以“土人”、“土丁”、“土兵”的称呼见于史籍，并与苗民、客民（汉民）区别开来，这就是后来的土家。在历代实行土司制度时，中央王朝基本实行汉土隔离政策，即所谓“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这种隔离制度一方面使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但另一方面也使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改土归流以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土家族社会文化逐渐转型。吸收汉文化随岁月俱增，以至晚清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家人自己不认为是土家了。将自己混同于汉族。一部分土家人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有特别的不同之处。一些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特征的土家人被误认作苗族，因而才有20世纪50年代的土家族识别问题。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剐，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身份逐渐恢复，具有民族标志意义的民族文化事象被挖掘整理出来为外界所熟知。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后，要求恢复民族身份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以后的每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都有超常的增长，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攀升到802万。当代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慈利、武陵源等区县，常德的石门等地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的长阳、五峰等县；重庆的黔江、石柱、酉阳、彭水、秀山等县；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等县。土家族由于处于内陆并长期与汉族交往，社会文化逐渐接近汉族，但在不同区域，文化特征差别明显，其中酉水流域、溇水流域、乌江流域、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社区里。土家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度、广度也不同。因而，文化变迁的速度也不相同。文化的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有的社区土家族传统保留多一些，有些社区保留少一些。有些社区与本地汉族社区没有什么差别，更多表现为区域共性。譬如，土家语在大多数区域已经消失，可是在酉水流域一些偏僻山区还有保留。要完整地认识土家族社会和文化，需要进行不同类别的社区调查研究才可能实现，通过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来认识土家族社会文化全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各区域传统迅速发生变迁。要认识当代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状况及其规律，不可能在书斋里通过文献来实现。应该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获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工作是田野工作。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式革命”以来，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在土家族研究中，老一代民族学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完成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为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后代学人应承继老前辈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有机结合的好的研究传统，把土家族研究推向深入。

明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境内各民族不同程度的发展、壮大，也给了统治者不小的压力，迫使明朝统治者正视民族问题。为了处理好民族问题，稳定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统治，明朝统治者制定了内容十分丰富的民族政策。但由于受明朝国力强弱变化、当政者个性以及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明朝民族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给明朝国力造成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明朝的兴衰都与民族及民族政策的成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去探讨明朝的兴亡问题，以揭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朝民族政策的内容、不同时期的演变以及演变的原因、产生的后果，并客观地加以评价。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主要叙述明朝民族观的内容及对民族政策的影响；明朝有哪些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及它们的运作方式；明朝法律中体现民族观与民族政策的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规定。 第二章，明朝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影响民族政策的几种因素。主要从总的方面归纳总结明朝民族政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并探讨促使其演变的诸多因素。 第三章，明初洪武、永乐创业时期开拓进取的民族政策。论述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对周边民族的民族政策，突出其开拓进取、草创奠基的时代特征。 第四章，洪熙、宣德守成时期民族政策的调整。主要论述明仁宗宣宗时期明朝民族政策的调整的原因和过程，突出其守成的时代特征。 第五章，正统、景泰转折时期明朝民族政策的再次调整。论述明英宗、明景帝在位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情况，突出明朝开始走向衰落的时代特征。 第六章，天顺至正德缓慢衰落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论述明英宗复辟后至明武宗在位时期的民族政策，强调这一时期民族政策演变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 第七章，嘉靖至万历间内忧外患交织时期的民族政策。从统治日趋腐朽造成的内忧和军备废弛造成的边患交织，对明朝民族政策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出发，详细地论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演变的主要标志和过程。 第八章，天启、崇祯间国势不可收拾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从明末腐朽统治所造成的重重矛盾出发，探讨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对明朝衰亡的影响。 第九章，关于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评价。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明朝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问题，总结其兴亡的经验教训，归纳其演变的基本规律。《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按照朝代的顺序，结合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逐个阶段分析明朝的民族政策及其成败得失，使明朝近三百年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细读全书，人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朝民族政策，肯定其当肯定者，否定其当否定者；（2）注重明朝民族政策的动态研究；（3）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六年前，我应邀作为刘毅博士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高兴地看到了这篇博士论文。我长期从事古代都城与帝陵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我曾经参加并主持过汉唐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此后我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这就是我看到《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倍感兴奋的原因。近年有关古代帝王陵墓方面的著作出版数量不少，其中大多为普及读物，像刘毅博士《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这样的学术专著还不多见。《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突出学术特点是考古资料的大量使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机结合。《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系统考察了明代皇陵、王陵的陵园制度、玄宫制度及其特征与演变，包括陵址选择的地理因素、政治因素、风水理论、礼制因素，帝王埋葬制度和随葬品葬式（敛服、器用模型、俑），特殊的葬仪用品（谥册、谥宝和圹志、谷物、酒醴与梅瓶）以及陵祭与寝祭、陵祭与庙祭等等。作者不仅分析了明代不同时期诸皇陵之间制度的异同，还与唐、宋皇陵及清代皇陵制度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明代皇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讨论了明陵在古代陵寝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

本书是艺术史研究的第七卷，分论文和书评两部分，收录了明清时期为女性而作的绘画、《历代名画记》研究评述、式佛像袈裟琐议、唐代的宦官像、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等八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