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在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印之《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校读整理、并加新式标点而成。全书共分十辑，举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举凡立案经过、审讯供录、结案文件，以及办案过程中的上谕朱批、枢垣廷寄、督抚奏折，一应俱全，为今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政治、司法、教育、出版等各种相关专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又以内容具体、文字生动和牵涉面广等特点，也可供一般文史爱好者当旧案实录阅读，藉此增广见闻面资谈屑。对于众多参加清史重修工程的专业人士，尤为案头必备的参考资源。

文字狱，作为一种特别的“牢狱”，在中国蔓延了两千年，为害甚烈，影响深远。本书通过系列文字冤案的演义和分析，揭露了从先秦至民初历代帝王、佞臣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心理。论从史出，时作褒贬，别具风味。

《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以人量第一手文献史料对民国时期（1912-1936）浙江宁波一地慈善事业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填补了近代宁波社会研究的空白，也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案。作者缕述了宁波慈善事业的历史传统、新旧并仔的民初宁波慈善公益团体、慈善活动，如常态救助与灾变应对、慈善公益事业与近代宁波社会变迁、政治变动与慈善事业的转型、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与地域特点等。作者指出慈善事业足近代地方社会的重要活动领域，慈善事业的广泛开展使地方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社会凝聚力大为增强，从而何效地拓展了民间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为地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责任群体的崛起，则是包括慈善事业存内的近代宁波各项社会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历来的研究者，受时政的影响，所持学术观点或左或右，大都不能给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本书作者梳理了明清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从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西方传教士和明清学者入手，详细论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步入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廓清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传授西学的真实目的。作者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开始收集相关史料，陆陆续续，近半个世纪才写成了本书所汇各篇论述。全书文字简洁流畅，可读性强；持论客观公正，获得了著名历史学家向达、侯外庐以及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大师的帮助和支持，可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学习、参考。

本书揭示了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作者着重探讨了明代后期中国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内容包括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等。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

《中国历代艺术典（共4册）》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的《博物汇编·艺术典》、《理学汇编·字学典》、《经济汇编·乐律典》及《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部分内容编辑而成。《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汇编》，由清代陈梦雷编纂，后经雍正帝审阅，改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并由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增删重编，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告成。《古今图书集成》收罗宏富，内容广博，体例周详，分类细密；全书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共一万卷，集我国古代文献之大成，号称「清朝第一大书一（康有为语）」，实际上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类书。

《现代中国文学史》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讲“中国文化史”，首先就是“讲什么”的问题。一次与外校一位同行交谈，我问：您讲“文化史”。讲什么？一问之下，他笑，我也笑：这是我们共同的疑难！讲“中国文化史”偌大的题目，得涉及历史，可讲历史，则有通史、断代史在；得涉及思想观念，可讲思想观念。则有哲学史、思想史在；得涉及语言文学，可讲语言、文学，则有语言史、文学史在：得涉及艺术，涉及建筑……如此类推，任你讲什么。都有专门的学术，也几乎都有专门史。讲“文化史”。与这些在学科上早巳成熟或相当成熟了的“史”，有什么区別吗？而不涉及这些，就无“文化史”可讲：什么都涉入。“文化史”不就成了拼盘、杂凑？拼盘、杂凑，还是没有“文化史”，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文化史常识”。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书。也出了不少。可其中不少书都可以称为“史之余”。就如同“词”这一文体曾被称为“诗之余”一样。本书主要选取了地理环境、文化形态的形成、民众的历史表现、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位思想家的主要观念及古代政治、经济及控进程中一些大的问题来讨论。

会馆既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颇能因应社会变迁而历久长新。它并不等同与西方的商业基尔特，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明清时期，会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科举制度兴盛和人口流动频繁而兴起，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它成为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显示了其对家族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形式的适应和创造，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其限度。《中国会馆史》奠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通过广泛搜救海内外现存的会馆志、笔记手札等资料，开展实地社会调查，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取向社会史的角度，把会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了会馆发展演进过程及其兴盛的背景，渗入分析会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而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和论证了会馆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