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散论》为专家、大家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图书，深入浅出，表述生动，既含有深刻的见解，又和生活、社会紧密联系，为普通读者乐于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散论》一书堪称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之作，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瞿林东。瞿林东作为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领头人，在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和极高的建树。曾出版各种史学著作十余种，论文200余篇。《中国历史文化散论》分为上下两篇，内容广博，语言精湛，资料翔实，论点确凿。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点紧密相连，围绕着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这一辩证统一的关节点，展开了自己对于诸多史学内容的探讨。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应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用扬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指引现在。

巴别塔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文化内涵，无论如何都是意味深长的。不妨说，它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文化征象，凡语言、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建筑技术、帝国主义、都市化、后现代、生活形象、种族分化，以及说到底对人类傲慢的谴责，都在这里追根溯源寻到了家园。潘道正的《解读巴别塔：一个概念的文化史》，就是通过梳理多不胜数的大量西方文献，围绕巴别塔的原型，显示了一脉每每被人忽略过去的文化史。

《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由三部构成。第一部，通过整理、归纳宗族研究的学术史，阐述宗法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以此构成全书核心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对产生于宋代的宗法主义理念被后代继承的情况加以验证。对于我们深入讨论继承宗法主义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元末明初的江南儒者（比如宋濂、方孝孺等）留下的文字记录。在他们的文集中，深刻反映了与宋代以后士大夫家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宗法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第二部，明代宗法主义的普及。通过考察明王朝对宋以后的宗法主义采取的应对政策，研究16世纪以后宗法主义的普及状况，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江南苏州。第三部，清代宗族的稳定状况。第一，宗法主义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以与清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江南为例，考察按宗法主义理念建构起来的宗族的稳定状况；第三，边陲地区宗族的普及状况，目光对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本书结合出土文物，详细介绍了汉代农业、手工业的成就，内容涉及耕作、渔猎、窑业、冶铸、纺织、钱币、车船、武备、建筑、家具、服饰、文具、医药、饮食器、灯、熏炉、玉器、金银器、乐器、杂技、娱乐、少数民族文物等。书中附有上千幅汉代文物图样。作者在解说这些物质遗存时，大量引用相关的史料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对于每件物品的产生、发展及其沿革都作了系统、扼要的阐述，时有独到精辟之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间有着较深的历史文化渊源。自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以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学习日语的人数不断上升，人们要求了解日本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且要求包括日本习惯、风俗等等在内的全面了解，目前全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有关日本风俗与文化的课程。为适应这一要求作者编写了本教材。

人生戏剧，戏剧人生。唐代诗人说，人生的高潮和精彩的谢幕都应当在扬州……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即是一部系统论述扬州戏剧文化发展变化的学术著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戏剧在扬州舞台上呈现的华美身段和精彩亮相，体味戏剧生命的顽强绵长。

在历史阴暗的夜空里，偶然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任侠仗义之英雄侠客，仿佛在阴冷的寒夜，偶然发现了一两颗亮丽的流星，带给人们一霎时莫名的兴奋。他们那种坚持信念、不畏强梁的勇气，义之所在、虽死不辞的壮烈，以及那种白昼悲歌、深宵弹剑的孤寂与放浪，也在在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情操，扣人心弦。正义的英雄，就这样，走人了人世、走入江湖。千山独行，衣袂飘飘。他们的姿影，逐渐弥漫在我们心头、弥漫在银幕和荧光幕以及无数小说与唱本里。如静夜雨后的栀子花香，那是历史在岁月淘洗过后，所仅存的一点温馨，令人觉得历史毕竟还有一些值得眷恋或向往之处。他们力挽狂澜，千金一诺，蓬勃的生命、淋漓酣畅的元气、亢直的性格、特异的武功，形成了大家心灵底处一点难以割合的遐想或悠悠憧憬，侠气峥嵘，教人神往。如袁中道《李温陵传》云：于古之“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然而，究竟活生生存在于历史中的侠，是不是真如我们所向往的那样，是个正义的浪漫英雄？揭开历史的布幔，侠的理解、崇拜乃至迷思，是否具有更为深刻的存在意义？

文化交流的历史图象，是极难把握的。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面“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问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问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人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垒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滨州传统民间艺术异彩纷呈，发源于博兴的吕剧，惠民的胡集书会、泥塑、木版画及滨州剪纸，沾化渔鼓戏，阳信秧歌，都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独具艺术风格。洋湖乡、吕艺镇、湖滨镇、胡集镇被山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山东省民间艺术之乡”，胡集书会、吕剧、董永传说、滨州剪纸、渔鼓戏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我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项，省级9项，市级63项。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滨州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历代滨州人民的聪明和智慧，是民族生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在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历史的变革与阵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史学家。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些史家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并提出新见解。通过认真评估中国的文化遗产，柳诒徵寻求重建中国人的群体认同理性。正如论家所言，《中国文化史》“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本书是《馆藏拂尘》系列之一的《中国文化史（上中下）》分册，书中从文字与图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典章制度、社会习俗、宗教、哲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书中依据历史演进的顺序，讲述中国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的思潮、文化现象与文化制度的发生与发展，内容照顾到点与面，时间与地域，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勾勒出中国文化的全貌，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念和认同感。